第七章：结论 从汉至晋，长期或一度拒仕的人物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常被称为 “隐逸”的历史现象。 虽然促成此现象的人物往往号称“逸民”、“隐者”、“隐逸者”、“高 士”，或是“处士”、“幽人”、“山林之士”，但其实此拒仕群体的实际阵容更 加大，还有很多没有任何称号，可是同样拒仕的人物也可包括在内。 从汉至晋，这个拒仕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最彰显的言行与生活特征是拒仕。 他们脱出王侯的掌控，王公不屈的精神与“逸”字所具有的“失、亡逸”义，以及 “逸”字所具有的精神独立自由的“游逸” 义贴切相符，难怪无论是《论语》， 还是范晔〈逸民列传〉，或是后世各代隐逸传记所载的这类人物常称“逸”，他们 称“逸” 可谓深具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无论所据之义是“蔽”或是“小”，这 类人物的言行和生活特征都比较难与 “隐”字义相系，因为在这个拒仕群体里， 不管是居处隐蔽者，行踪隐秘者，还是声名、地位和影响力不可闻者的数目都很 少。这些拒仕人物只有在希冀有所藏，不让举辟征召者有所见的各种避的“隐”行 这一点上，比较可谓切合“隐”字义，而这一点切合事实的地方所反映的也是拒仕 的特征。既然促成现象的人物最重要和最彰显的特征是拒仕，那么，称他们所形成 的独特现象为拒仕现象当更切合历史事实。 第一节 汉、魏、两晋拒仕现象之促成因素 本文挖掘并审查这些汉、魏、两晋拒仕者的拒仕原因，发现自东汉始，愈来 愈多人物的拒仕原因是非政治性的，理由包括性不好为吏、厌恶官事，拒绝奉迎权 贵或受人役使，欲让爵位，欲孝养父母，欲积学、读书、教授、著述，欲从事其他 行业如医、卜，欲修仙、服食、绝谷，欲修佛，欲炼隐身或其他异术等等。即使受 恶劣的政治环境，比如受动乱影响，这些无仕志人物拒仕的考量大多仍是非政治性 的。相比之下，拒仕是因为对当政者和政治问题不满，是因为遭战乱、党锢、刑 罪、宦祸的打击，是因为被排挤，或是因为不受统治者礼遇的人物比较少，因仕进 受阻而拒仕的人物尤其少，而且是时代愈晚愈少。 由于更常见的拒仕理由与仕宦态度有关，本文接着观察拒仕者看待仕宦事业 的态度，并比较他们的仕宦责任感。本文发现自两汉之际起，重视仕宦事业者的百 分比日减，到了东汉，不贵仕宦事业者的百分比还日增。到了东晋，还有一小撮居 官者（不超过 11.3%）怀有不理政事，但却仍要居位的想法。他们的仕宦责任感远 比前期人物弱，虽然这类人物数目不多，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晚。 为了解这些拒仕者为何有这样的态度，本文研究并比较不同时期拒仕者讨论 仕宦问题的言论。本文发现拒仕者的思想发生改变，例如他们的主张从说“名”必 须立变成说“名”必须遗，例如他们从认为仕宦事业是必须尽的责任变成视仕宦事 业为累害或烦赘，勇于宣示性不好官的人物到了较晚的时期也开始出现。除了拒仕 者的思想发生变化，外围人物的思想也显示了变化。本文比较不同时代人物讨论 “处”、“出”问题的言论，发现东汉以前的言论多偏向贵“出”；东汉以后，同 189 时贵“出”和“处”的论述常见；到了魏，为“处”者争趋势已显；到了东晋，还 倾向于尊“处”。这说明不贵仕宦事业的思想有普遍化的倾向。 从王符宣示“官位职事者，所以寄其身也，传子孙者”的时代起， 到曹植 重申《论语》“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之说， 强调兴国的仕宦责任和荣亲同等重 要，再到葛洪反问“何必官哉”和反问“仕也者，欲以为名耶”， 再到殷浩说 “官本臭腐”， 这个过程很清楚地显示了仕宦事业重要性的下降，降至仅余棺 尸、粪土之价。这种思想、价值观和态度的改变才是促成汉、魏、两晋拒仕现象的 主要导因，而转变发生的开启时刻是东汉，甚至是更早的两汉之际（见第四章）。 不论是看拒仕者拒仕的各种原因，还是看他们的仕宦态度（对仕宦事业重视的程 度），或是看各种讨论仕宦问题的论述，东汉以前和东汉以后景观不同。 第二节 汉、魏、两晋拒仕现象之促成人物 本文的探讨结果发现怀有学以为用，济世益时，建功立业留名想法，或是相 信君臣关系，认为必须尽臣职、报君恩，或是希望得到仕宦事业的实际功利好处的 人物通常重视仕宦事业。一般人（不是本文研究对象的其他人）重视仕宦事业，并 不舍弃仕宦事业，而大多数本文研究对象则相反，厌恶或不贵之，决意割舍之。虽 然本文研究对象仍有重视仕宦事业的人，不过，即使仍然重视仕宦事业，本文研究 对象已经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甚至可能是大半辈子，决定放弃他们所重视的仕宦 事业，原因便是他们已经觉得留在仕宦的世界里没有助益或意义。 另一方面，怀有建功立业留名虚幻不实在，甚至有累害想法的，或者认为人 生中还有更好的追求的人物多不重视仕宦事业。这些怀疑“名”和仕宦事业的意 义，另有所贵的追求的人物往往提出守“志”和遗名的言论，他们拒仕最坚决，他 们是拒仕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们也就是班固所说的清“节”之士，是何晏、皇甫谧 和范晔所说的有“节”者，也是后世隐逸传记撰者所说的“独往”者，他们往往自 称或被称为有“志”。范晔还借用孔子的话称他们“隐居”以求志。 研究这些守“志”和遗“名”者的言论可知他们大多认为乱起于争和私欲， 而向往太素、太初、太始的自然之境，认为那是“虚静”、“一体无别”、“无 欲”、“无私”、和谐不失所的完好世界。他们有的希冀还原“自然”，有的要求 王符《潜夫论》〈边议〉第 23，见《诸子集成》第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 116。 “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曹植〈求自 试表〉，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15（北京：中华 书局，1965），页 1135。 葛洪《抱朴子》 卷 2〈逸民〉，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 85。 房玄龄《晋书》卷 77〈殷浩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043，以及刘义庆撰， 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页 233。 190 法“自然”，有的主张顺应“自然”，有的欲保全其“自然”所赋予的形、性。就 连在讨论治天下、人伦君臣、君子的德行、文学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溯本“自 然”。他们说“循性”，说万物“自然”分定，主张“各附所安”；他们说“安时 处顺”以及“委运化迁”，认为顺应自然而不违的结果可成“自得”、“逍遥” 的“至人”。这些顺而不逆以臻至境的想法说明他们相信“无为而无不为”。他们 常用的概念和用语也可总括为“自然”和“无为”。虽然这些概念和用语常见于 老、庄之书，但也见于《礼记》、《易》和《论语》，他们向往的不争、不乱、大 公无私、安定和谐的世界，所谓的“大同” 、“至通” 、“大顺”、“中和”， 也是老、庄，《礼记》、《易》所共有的理想世界。故他们所受的影响未必就只是 老、庄思想，使他们言论“皆用宇宙而成心”的， 是老、庄书和先秦儒家典籍都 说的上达于天的思想。 不过，在面对世乱、心乱和思考各种人生问题（包括仕宦选择和人生苦短） 时，守“志”和遗“名”者更信赖精神的力量。与外在的制度如礼法、礼制和圣人 之教，所谓的“官长君臣之教”相比，他们觉得“心”的节度力量更有效。他们相 信人人能“自明”，可以通过自己把“心”治或制至“自得”、“逍遥”的境地。 不过，他们并不反对礼法、礼制，或者“官长君臣之教”，他们只是反对违背礼 法、礼制，或 歪曲“官长君臣之教”的人和制度。 无论所求的是“无为自得”（嵇康），还是不损自然之形、性（皇甫谧）， 或是言行“存正”（潘尼），或是“靡欲”、“无为”（葛洪），或是仁义、不违 己（陶潜），皆须倚靠精神的力量以求成，此精神便是他们所谓的“心”，也称 “志”或“节”。 由于重视精神的力量，为求不失之，所以他们强调“守”。如本文所示，至 东晋为止，本文研究对象的思想，特别是仕宦思想前后发生过变化；不过，鼓舞他 们，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的“心”、“志”、“节”不易、不迁，使他们不肯附 众，不与俗同，成为特立独行的“独往”者的基本精神不变。这固而守之（静 “心”），定而不迁（定“心”），无处不可“安”（安“心”），常称“志”或 “节”的精神，是不论老、庄书或《易》和《礼记》都可见的精神，而且代代相 传，因为从汉至晋，本文研究对象所研习的学问，仍以这些典籍为主，尽管他们的 注意和思考方法有所变化。 总的来说，本文研究对象的特征和生活可概括如下。对第二章所提各种有关 “隐逸”者看法所引发的疑问，以下的概括，也提供了答案。 一、 汉、魏、两晋拒仕者的特征 就身份和地位而言，本文第六章已证本文研究对象大多贫穷，需要谋生。富 裕而有田产，可称“阔绰、幸福”的人不多。出身大族著姓者不但少，且多已称 穷。出身官宦世家的，以及历世以儒学称的人物都比大族著姓多，来自官宦或儒学 萧子显《南齐书》卷 54〈高逸》（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925。 191 世家者同样不富裕，富裕的只有东晋少数的居官者。少有的有财者，如周党、氾 腾，也多散舍家财，未见凭借财富权势以控制军、政的迹象，或者武装组织民众以 与中央对峙，或者发起、领导军事叛变的情形，相反的，本文研究对象往往在国难 或危机时刻力挺中央。他们当中虽有对政局和执政者不满的人物，但因这个因素而 拒仕的人数目不比因忠于前朝、避战乱而拒仕，或等待时机择主而仕的人多。本文 第四章也已证许多拒仕者仍未忘却人臣身份，弃官以后仍具仕宦责任感。虽然他们 已经脱离仕宦的世界，他们对政治问题仍有想法，甚至有抨击的话。不过，即使对 政局和执政者批评严厉，他们基本上仍是主上的支持者，大多仍以人臣自居。 本文研究对象的影响力应是思想、精神性的。本文研究对象的生活重心是读 书、著述和教授，很多教授为生，他们“立言助教”，“叙彝伦”，“ 诲童 蒙”， “兴儒教”。 由于门生多、 著述与教授不间，道德高尚又可为模范，因 此是思想和价值观有效的传播者。他们的言论影响大而广，尤其是第五章所举的提 倡“心”治者。不但时人如赵至和太学生仰慕嵇康，连后来的两晋人物也争相仿效 嵇康和其竹林友人的“放达”，阮孚、胡毋谦之、王尼、光逸都是例子。除了模 仿，重视仕宦事业的居官者谢万和袁宏写文章时也都讨论嵇、阮。皇甫谧所辑的拒 仕的“高士”荣启期、原宪、黔娄和张仲蔚都成为陶潜咏叹赞赏的人物。 陶潜虽 然不闻于晋世，陶潜的思想和原则却是无数后人（他们自己本身也深具影响力）， 包括苏轼、黄山谷、朱熹、陆象山等所欲赞颂、师法的。本文研究对象可谓带动风 气，启发思想，特别是他们讨论“出”、“处”和遗“名”问题的想法，促使不贵 仕宦事业的想法日益普遍化。 至于学问、艺业与学术派别的问题，要泾渭分明地区别本文研究对象的学术 派别，看他们哪些受六经或孔子影响，哪些受老、庄影响不容易，因为他们大多博 学或杂览，饱读自孔子以来就是读书人研习的《诗》、《书》、《礼》、《易》、 《春秋》。不分时代，连拒仕者最多的两晋时代，通经者的百分比一直都相当高。 习黄老，读老、庄书者通常也精娴经、传。望气、观星象、善卜与图谶者也是如 此。两晋虽有好读老、庄之风，但老、庄的影响不可谓唯一的影响。本文第六章已 证从汉至晋，一直都有读老、庄书的人，不贵老、庄而仍读老、庄书的人也有；可 是，专习老、庄的本文研究对象，不分时代，百分比始终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虽有 百分比特别低的时候（两汉之际），却没有显著增加的时期，连勉强说渐增都有困 难，因为到了西晋，研习老庄者的百分比又骤减。 本文研究对象大体受孔子用以教学的先秦儒家典籍（包括礼典）影响最多， 也最深，即使他们好读老、庄书，被新流行的佛教思想吸引，或者另习其他技艺。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物精通礼学，往往是统治者咨询“礼”制的对象（见第六章）。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2，83。 “门生”指弟子，不含其他义。“门生”之其他义，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收 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页 102。 皇甫谧“高士”受陶潜咏叹的就有荣启期、原宪、黔娄、张仲蔚，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贫士〉7 首之 3，4，6，以及卷 5〈五柳先生传〉赞，见永瑢、纪昀撰修《文渊阁四 库全书》景印本第 106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页 505，506，516。 192 尽管他们有的已经开始认为礼法、礼制和圣人之教以外，还有更好的节度法，而提 出“心”治的方法（见第五章），他们并不反对礼法、礼制，或“以官长君臣之义 为教”，包括那些发出激烈抨击礼法之士言论者（如阮籍），以及做出抵触丧仪， 不遵礼法的异行者（如阮籍、戴良）。 至于其他的特征，例如“放言”，本文所收纳的各代人物虽或有“放肆其 言，不拘节制”的，但总人数不多。本文研究对象以外的人物“放肆其言，不拘节 制”的例子更加多（见第六章），因此，“放言”不是本文研究对象共有的特征， 也不是他们的主要特征。 再者，还有无名无闻的问题。本文虽然网罗了一些姓名、地位不显者，但人 数不多。由于事迹不详，难见思想精神，他们因此也不是理想的研究对象。无名无 闻者和这些姓名、地位不显者的情况相同，除了难觅，他们也不是本文欲积极求取 的研究对象，正如史家所言，其人若无特立独行之处，便与普通的樵夫渔父无异， 当无特别注意的价值。 最后看评论者所说的“清高、孤介”的问题，这需先界定“清高”和“孤 介”的意思。若“清高”指人品高尚，有品德的本文研究对象都可谓“清高”。问 题出在其他有品德的人物也可与本文研究对象共称“清高”，就此而言，“清高” 不是本文研究对象的专有特征。若“孤介”指离俗脱尘世，或独居不娶，则只有极 少数隐居修异术者可称之，同样的道理，“孤介”因此也不是本文研究对象的专属 特征。若“清高”和“孤介”称美的是本文研究对象的特立独行处，若“清高”和 “孤介”形容本文研究对象不与俗同，对仕宦事业与“名”的鄙弃与毫不留恋，那 么，本文第六章所叙的所有特立独行者都可谓“清高、孤介”。 二、 汉、魏、两晋拒仕者的生活 本文研究对象大多与家属共居，各代的家居者百分比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东晋拒仕者最多，家居者百分比仍然高达 74.2 %，连改朝换代的两汉之际、汉末、 三国末、两晋之际也不例外。这个特征不随时间发生变化，从汉至晋，始终如此。 本文研究对象和友人、邻人亦多有往来，很多门生无数。到了东晋，他们的社交圈 子里还添了方外之宾。隐处独居，不婚娶，有异术，生活饮食异于常人，过着“衣 单布，寝土床，食臭败之物”生活的人数目很少，出现的年代也较晚。除了仕宦选 择和仕宦事业的重要性与一般人相反以外，本文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和 史传中所载其他人物的情形没有分别。两者一样有家小、亲人、门生、朋友，一样 学问渊博，能教授、著述，同样乐游山水、服食、寻仙、说佛理、清谈，同样大多 人品高尚。若本文研究对象所过的生活可称“隐逸”，其他人物所过的生活何尝不 可？因此“隐逸”生活这一词没有具体的意义。 说本文研究对象过着“隐居”的生活同样有困难。因为就定义看，若说“隐 居”的意思就是隐处，本文已证明研究对象很少隐处。若就普遍性和专有性而言， 自称或被称“隐居”的人物既有本文研究对象，也有其他人物，因此“隐居”不是 所谓的“隐逸”者的必具条件，我们无法单凭“隐居”与否来辨认所谓的“隐逸” 193 者。若依孔子“隐居以求其志”的指示来看称“隐居”者的“隐居”目的，也有好 几种可能：包括避难、修异术、在优美的自然山水间过闲适优雅生活，以及拒仕以 坚守自己的原则，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孔子所说的“求义” （“行义以达其道”），这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物都称“隐居”。 第二章已证从《论语》的时代起，经晋李重的时代，至宋范晔写〈逸民〉的 时代，“隐居”目的为求义的说法可谓大致不变，可是，到了唐《晋书》撰者的时 代，“隐居”之义已经与求义的目的分离，改变其实起于东晋。最爱称自己的生活 为“隐居”或“隐”的，是东晋少数以不务政事为高尚，“隐”于自然山水间的富 裕的，有社会地位的，享有文名的，具有社会和文学影响力的居官者和僧人。他们 所美的“隐”的生活，不管是憧憬的，还是已经实践的，不论是前人已经描述过 的，还是他们自己塑造的，都不离在优美的自然山水间优游逸乐的生活模式（见第 六章），前提往往是生活条件不穷窘，他们还经常属文吟咏描述这样的生活。这样 的生活可用《庄子》书的描述语“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间处”， 史家所谓的 “啸咏林薮”、“亲鱼鸟乐林草”、“弋钓而栖衡泌”、“狎玩鱼鸟，左右琴 书” 、“饮石泉而庇松柏”， 10 以及孙楚所说的“枕石漱流”来概括。 11 孙楚所 谓的“枕石漱流”环境，也正是《晋书》撰者唯一称“隐居”的“隐逸”者宋纤所 居之境，所谓的丹崖、青壁、奇木蓊郁、 高楼重阁之佳美山居环境。 12 虽然在孙 楚之前的三国时代，彭羕亦曾以“枕石漱流”四字形容秦宓想过的“时翱翔于林 泽，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式的生活；不过，彭羕说秦宓的理想生活时， “枕石漱流”还是与“偃息于仁义之途”一起合说的， 13 未若《晋书》撰者之只 说“枕石漱流”而撇开“求义”。 认同并称这种生活模式为“隐居”的是唐代的史家。唐以前史家，如范晔， 仍依孔子“隐居以求其义，行义以达其道”的说法，只称呼那些不隐处，也不住在 优美的自然山水间，生活方式和其他人物没有分别，可是仕宦选择和仕宦事业的重 要性相反的守“志”者“隐居”（见第二章、第六章）。 这种“隐居”生活并不是本文所观察人物共有的生活模式，更不是守“志” 和遗“名”者所过的生活。其实“隐逸”诗人陶潜从未自称自己“隐居”，虽然陶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15〈刻意〉（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年），页 535。 10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页 1039，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25，2463，李延寿《北史》卷 88〈隐逸 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908，和魏征《隋书》卷 77〈隐逸列传〉（北 京：中华书局，2003） ，页 1751。 11 房玄龄《晋书》卷 56〈孙楚传〉，页 1543。孙楚由于未拒仕，故不被本文纳为研究对 象。 12 对此丹崖、青壁、奇木蓊郁、 高楼重阁之境，张祚时（约 355，东晋穆帝之时）的太守 以“枕石漱流”颂之，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3。 13 陈寿撰， 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41《蜀书》〈彭羕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页 994。 194 潜的确正如孔子所说，是“隐居以求义”的人物。同样的，说“逸民”向长、周 党、王霸“隐居”的是范晔， 14 不是“逸民”本身。如上述，除了仕宦选择有 别，他们所过的生活和其他人物分别不大，因此，说他们过“隐逸”或“隐居”的 生活，没有具体的意义。何况如上所述，自孔子之始说“隐居以求其义，行义以达 其道”， 15 经范晔之复述“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 16 再至《晋书》撰 者之只独言“隐居”，所谓的“隐居”之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 拒仕的圣、贤 如果非要给本文研究对象一个称谓不可，应该选用一个最具历史传承性的称 谓，该称他们为“汉、魏、两晋有所避的圣、贤”。这里举一个支持此说的例子， 以便补充。 陶潜《四八目》收集了有史以来有能力辅佐帝王（也可能颠覆政权或乱国） 的人才。 17 这些帝王欲招揽的人才当中也有不欲仕的处士徐稺、姜肱、韦著、李 子云等（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18 这些统治者欲聘、欲礼的有才者正是《礼 记》所称的“名士”和“贤者”， 19 第六章亦已指出本文研究对象可称“名士” 的根据。至于本文研究对象当称“贤者”和“圣者”与否，本文第二章也已举出孔 子“贤”之、孟子“圣”之，以及嵇康“圣贤”之的理由，这里再增一个理由：宋 人的意见。 宋人改陶潜《四八目》之题，名之《集圣贤群辅录》， 20 可见在宋人心目 中，不仕的处士徐稺、姜肱、韦著、李子云等人，也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与辅佐 帝王的功臣地位相等，都属“圣贤群”，同样可称 “圣贤”，所以说本文研究对 象可称拒仕的圣、贤。 汉、魏、两晋间的拒仕现象便是由这些选择遗“名”，固持守“志”原则以 拒仕的圣、贤所主导，所共同推动并扩展的。若用今天的语言来称呼这些王公不屈 的圣、贤，可谓汉、魏、两晋拒仕的知识分子。 14 梁鸿妻说她有“隐居”之服，这可能是梁鸿妻时代已有把梁鸿这种生活方式称“隐居” 的习惯，也可能是范晔的叙述语言，无论如何，“逸民”自称“隐居”的，只有梁鸿妻这 个例子。 15 《论语》〈季氏〉第 16 。 16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17 虽然《四库全书》编撰者说《四八目》非陶潜所著，可是袁行霈认为《四库全书》提要 所言未必正确，并论证《四八目》非伪，乃陶潜平日读书之杂录，袁行霈〈集圣贤群辅 录〉考辨，见《陶渊明集笺注》外集，页 595-600。 18 陶潜《四八目》所辑人物既有武将韩信，也有相才如萧何、杨氏四公、王导，还有夺权 叛晋的王敦，是“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上、 下，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外集，页 571-599。 19 “聘名士，礼贤者”，《礼记》〈月令〉第 6。 20 潘重规和袁行霈都认为《集圣贤群辅录》非原名，乃宋人所改，袁行霈《陶渊明集笺 注》外集〈集圣贤群辅录〉考辨，页 599-600。 195 第三节 余论与展望 形成于汉、魏、两晋间的，后人所谓的“隐逸”现象是个源远流长的历史现 象，它是在汉、魏、两晋人物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以后，人生取向因此 有别的情形下形成的，因此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以权力 结构、集团对立、政策制度、王朝兴亡等可随时间而更替的政治性因素来解释其成 因，往往时过则境迁，很难说清楚此史实现象何以持久延续。因此本文尝试提供历 史性和文化性的解释。因为需历史性地观此现象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方法因此是跨 代的，求取整体趋势的，还宜有统计数据支援。因为需文化性地视此现象，因此提 出思想性和精神性的解释因素。因为古今中外论者众说纷纭，因此还得比较研究， 澄清诸说。 对此后人常称“隐逸”的史实现象，本文探讨的结果是：此汉、魏、两晋间 的现象更宜称“拒仕”。因为无论是观察“隐逸”类人物的最早原型人物“逸民” 和“隐者”，还是遍视汉晋间的同类人物，不管他们有无“高士”、“隐逸者”的 称号，或是根据其称谓思考“隐” 和“逸”字的意涵，皆多见“逸”（求其志、 不降志）的特征，少见“隐”之征兆。唐以前的史家所辑的人物也多更具“逸”的 特征，而更宜称“逸民”。即使称其所辑人物为“隐逸”的沈约也不例外。 本文第二、五、六章的研究都显示居处隐蔽者，行踪隐秘者，以及声名、地 位和影响力不可闻者，比较符合“隐”之义的人物很少。第二、五、六章的研究还 证明“隐居”不是“隐逸”类人物的独有特征，无法据以区别“隐逸”类与非“隐 逸”类人物。此外，还论证东晋时代富裕有名望和政治、社会、文学影响力的高 官、文人和僧人好在山水佳美处过闲适优游的生活，也好称这种生活为“隐”或 “隐居”。这种称“隐”或“隐居”的生活与孔子所言的“隐居”求义（求其志、 不降志）无关。相比之下，这类人物比较欠缺“逸”的精神。虽然他们也和守 “志”者一样不把治国理民的官务或政事放在第一位，仕宦责任感也较弱，可是他 们重视仕宦前途，享受居官的好处，不肯像守“志”者一样地割舍仕宦事业。 东晋这种富裕高官、文人和僧人好称“隐”或“隐居”的时尚，在山水文学 和佛教大兴的南北朝、隋唐时代仍然持续着，可能还更风行。因此，探讨“隐” 之征兆的加强，或“逸民”型人物之渐转为“隐逸”型人物，以及二者与文学和僧 人影响力的关系，应是有意研究两晋以下“隐逸”现象者注意的地方。 21 基于这个原因，山水文学和僧人的影响，以及山水文学、僧人与“隐”或“隐居”的关 系都不是本文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不收纳两晋以下人物，以及《高僧传》人物为研究对 象。 21 196 . 年），页 1039，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25，2463，李延寿《北史》卷 88〈隐逸 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908，和魏征《隋书》卷 77 〈隐逸列传〉（北 京：中华书局，2003） ，页 175 1。 11 房玄龄《晋书》卷 56〈孙楚传〉，页 1543。孙楚由于未拒仕，故不被本文纳为研究对 象。 12 对此丹崖、青壁、奇木蓊郁、 高楼重阁之境，张祚时（约. 1〈嘉遯〉，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2，83。 7 “门生”指弟子，不含其他义。“门生”之其他义，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收 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页 102。 8 皇甫谧“高士”受陶潜咏叹的就有荣启期、原宪、黔娄、张仲蔚，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贫士 7 首之 3，4，6，以及卷 5〈五柳先生传〉赞，见永瑢、纪昀撰修《文渊阁四 库全书》景印本第. 册《全三国文》卷 15（北京：中华 书局，1965），页 1135。 3 葛洪《抱朴子》 卷 2〈逸民〉，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 85。 4 房玄龄《晋书》卷 77 〈殷浩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043，以及刘义庆撰， 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页 233。 190 法“自然”，有的主张顺应“自然”，有的欲保全其“自然”所赋予的形、性。就 连在讨论治天下、人伦君臣、君子的德行、文学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溯本“自 然”。他们说“循性”，说万物“自然”分定，主张“各附所安”；他们说“安时 处顺”以及“委运化迁”，认为顺应自然而不违的结果可成“自得”、“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