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luses of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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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uses of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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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想与精神之探讨 前章指出本文研究对象重视仕宦事业的程度和仕宦责任感强弱不同,除了一 些兼具积极和消极仕宦态度的人物以外,大体可分为重视或不贵仕宦事业两大类。 前章也指出了时代愈晚,不贵仕宦事业的人物愈多的现象。本章续而探讨到底是什 么想法形成了这样的态度,以及哪些思想精神带动潮流,巩固守“志”、遗“名” 者拒仕的的决心;同时尝试探觅这些思想精神的源头,寻找后世史家好用“性”、 “性分”、“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形容这些思想的根据。 本章的讨论分成两部分。前段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异同,求取趋势变化,故方 法与第三、四章同,须宏观式的,全面性地看整个研究对象群体的思想趋势;后段 则欲探讨人物的思想精神与其仕宦选择、人生取向的关系。这样的讨论必须深入人 物的内心世界,无法泛观,故必须建立个案,选取较具代表性,影响力较易见的人 物做深层研究,因此将选取几名言论、著述比较多,思想精神比较有迹可寻,追随 者或模仿者比较多,能启发思想,带动风气的人物进行个案研究。 第一节:有关仕宦问题的想法 为了探究有哪些想法促成了前章所列举的各种态度,本章网罗了汉、魏、两 晋人物讨论仕宦问题的言论和著述,包括那些与本文研究对象处于相同时代或政治 环境者思考“出”、“处”问题的论述。对照他们与本文研究对象的想法,可窥当 时的思想趋势。 本文所网罗的各种想法大体可分以下三大类: 一、倾向重视仕宦事业的想法 (一) 学以致用 很早的时候,孔子已经提出学以为用的问题,说过“诵诗三百”的最终目的 是“授之以政”和“使于四方”的话, 宣称自己不愿做“系而不食”的匏瓜。 其后董仲舒更把这“用”的问题和朝廷的需要结合起来。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只要 尽心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只要“遍得天下之贤人”,那么“三王之 盛易为,尧舜之名可及”。 结果武帝接受其“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 《论语》〈子路〉第 13。 《论语》〈阳货〉第 17。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56〈董仲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页 832。 92 奏请, 定下了“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的决策, 此后 “学”(读书、通经、说经)是通向官禄之路的起点。 再其后,王符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 以及“凡欲显动绩扬光 烈者,莫良于学矣”, 这些话更明确地指出“学”是日后“成名立绩”的准备阶 段。 王充也不例外,王充谈“学”,仍然说到仕宦朝廷。王充说“立之朝廷”者 若不入师门学经传礼义,没有道学,恐怕“不能招致”,“不能招致”则只能是 “植笮树表之类”,有“何益哉?” 既然说“立之朝廷”者的必修课是“学”, 可见王充也视“学”是仕宦事业的准备阶段。 其后还是有认同孔子、董仲舒、王符、王充想法的人。如傅玄说王教需举学 校之纲,强调当政者应该“督”民之学。 又如王导上书说设庠序的重要,说庠序 设之后才能“五教明”,方能“君臣之义固”。 10 还有虞溥说“学”的重要,说 “学”可以“染人”,说“学”可移“中人之性”。虞溥还说当庠序里的诸生学有 小成,有了令名、雅誉之后,就可以“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了, 11 这样的说法 也是主张学以为仕。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重视仕宦事业,居官积极的人物都认为“学”和政关系密 切。王教和君臣之义有赖于“学”来巩固,因此“学”十分重要。设庠序以教人学 更加重要,因为“学”是仕的准备,要孕育未来的朝官,必须设立孕育储备人才的 庠序。 (二) 建功立业留名 同上,页 831。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88〈儒林列传〉,页 1189。 王符《潜夫论》第 1〈赞学〉,见《诸子集成》第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 2。 王符《潜夫论》第 1〈赞学〉,同上,页 6。 王充《论衡》〈量知〉第 35,见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552。 傅玄上疏说:“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 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房玄 龄《晋书》卷 47〈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319-1320。 10 房玄龄《晋书》卷 65〈王导传〉,页 1747。 11 虞溥说:“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故中人之性,随敎而移,善积则习与性 成…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娴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 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 不亦羙乎”,房玄龄《晋书》82 卷〈虞溥传〉,页 2140。 93 重视仕宦事业者的另一考量是建功立业和留名。站在立名的角度,怀抱扬名 后世以显父母的精神, 12 把仕宦事业看得很重的例子有司马迁。首先,司马迁不 愿没世而名不称, 13 耻“没世无闻”,畏惧“志行无闻”。 14 为求无所耻,必须 立名,所以司马迁告诉任安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并感叹自己有四项不遂的 缺憾,司马迁所说的四种不遂全部是讲仕宦的事,包括“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 誉,自结明主”、“拾遗补缺,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 、“备行伍,攻城野 战,斩将搴旗”和“取尊官厚禄”。 15 问题是司马迁的仕宦事业受太大的打击, 身辱为闺阁之臣,他只好退而求“文彩表于后世”, 16 因此倾力于《史记》之写 作,以记所有“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人物。司马迁这种要表彰天下所有 有“行”有“能”人物的志愿仍然是留名的心态。 东汉的王符同样发挥《孝经》扬名以显父母的精神, 17 王符宣示君子有修 业“以显父母”的必要, 18 跟着明确地指出了人生在世以当官立功为贵。 19 虽然 立德、立功、立言不朽之说早已见于王符之前的《左传》, 20 不过,王符的注意 焦点是立功,特别把立功和“先器能当官”连在一起说。 21 《左传》首言立德,次 言立功,王符却已经改说人生在世“贵能成大功”,立功变成最贵的了。王符也视 建功为留名之途,而说建大功可使名传无穷。 22 即使是州郡辟命不就的如郦炎, 也写诗颂美功名之重大,说功名与可传千载。 23 12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泷川龟太郎《史记会 注考证》卷 130〈史记太史公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页 1336。 13 《论语》〈卫灵公〉第 15,及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 61〈伯夷列传〉,页 826。 14 “悲乎士生之不辰,…惧志行而无闻, …没世无闻,古人惟耻…”,司马迁〈悲士不遇 赋〉,见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541。 15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卷 41(香港:商务印书馆, 1973),页 902。 16 “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同上,页 908。 17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 1。 18 “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 也”,王符《潜夫论》第 1〈赞学〉,见《诸子集成》第 册,页 2。 19 “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王符《潜夫论》第 36〈叙录〉,同上,页 193。 20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杨伯峻《春秋左 传注》襄公 24 年(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页 1088。 21 “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茸阘而不才,先器能当官”,王符《潜夫论》第 36〈叙 录〉,见《诸子集成》第 册,页 193。 22 “大功建于当世而令名传于无穷也”,王符《潜夫论》第 23〈边议〉,同上,页 115。 23 郦炎颂陈平和韩信“居天下宰”,“食万锺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范晔 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0 下〈文苑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页 1004。 94 其后魏之曹植也希望建功留名,也说“立德、立功”的话, 24 曹植说其志 在“立功于圣世”, 25 并且因遭魏文帝抑制,一生无法遂其志而郁郁以终。曹植 比王符还要更清楚地指出立功、立德与留名的关系。曹植说:“盖功德者,所以垂 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 26 曹植还说他希望自己“功铭著于钟鼎,名称垂 于竹帛”。 27 这些话说明曹植相信建功可使“名”永垂不灭。曹植说“名者不灭, 士之所利”,可见他认为留名不只是帝王家的事,也是士当做的事。 功之大者,当然不止于做大官。曹植之父曹操在“月明星稀”之夜引《诗》 说“呦呦鹿鸣”,说“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便是抒发自己对功业大成,君臣 和乐盛景之憧憬。 28 前章说有济世之志,动机稍异于魏武,但鸿志不逊魏武的阮 籍尝说庄周未若“功名从此大”的“雄杰士”,阮籍所说的功名,以及“荣百 世”,“使令名彰”的话,也代表留名的愿望。 29 汉魏以后,常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的杜预, 30 为了立后 世名,刻石为二碑以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原因是:“髙岸为 谷,深谷为陵,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31 杜预的留名计划,是连后世地层升降 变化的顾虑也想好怎么防范的。 更晚的,欲向魏武帝看齐的还有王敦。王敦家世豪强,居高位拥重兵而意犹 不足,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32 支持王敦起 兵,企图夺取晋政权的沈充也一样,发兵之前告诉妻子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 还也”。 33 志向和王敦、沈充相同的还有桓温。桓温“志在立勋”,并不满足于 24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 曹植〈又求自试表〉,见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15(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1136。 25 曹植〈求自试表〉,同上,页 1135。 26 曹植〈又求自试表〉,同上,页 1136。 27 曹植〈求自试表〉,同上,页 1135。 28 曹操〈短歌行〉,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上册《全三国诗》卷 1(北京:中 华书局,1959),页 117-118。 29 “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39;“王业需 良辅,建功俟英雄”,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42,见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321,页 329。 30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第 5,注引王隐《晋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 292。 31 房玄龄《晋书》卷 34〈杜预传〉,页 1031。 32 房玄龄《晋书》卷 98〈王敦传〉,页 2557。 33 房玄龄《晋书》卷 98〈沈充传〉,页 2567。 95 功臣之裔的身份, 34 桓温一边怪罪王衍误西晋, 35 一边谋策北伐以立功东晋,甚 至图代司马氏以建桓氏事业,因此桓温对亲寮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 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36 正如王敦之慕魏武,桓温不甘 “寂寂”而要“流芳后世”,和王敦一样欲建功立业,因此桓温行经王敦之墓,忍 不住要赞王敦“可人”,因为同为英雄豪杰,故“心迹若是”。 37 潘岳虽曾作《闲居赋》描写闲居之乐,可是《闲居赋》毕竟是潘岳在仕宦不 达,“栖迟十年”,“郁郁不得志”后的“歌事遂情”之作,潘岳也未能放下立功 名的事。潘岳尝说士之生,“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 38 其立功志愿,由此 可见。 陆机尽管国亡,却仍“志匡世难”, 39 不肯接受顾荣、戴若思等人的劝告 还吴,宁可面对南士遭排挤的问题,也要入洛事成都王。从陆机所说的话,如建功 之路取决于得“时世”,虽为庸夫、斗筲,只要得时世,便可立功业, 40 可知陆 机有感时世影响功业之成败,由此亦见陆机的前提是建功立业,否则无须对影响功 业成败的因素“时世”发出感叹。 和陆机一样看到“时世”影响功名之立的还有张载,张载说:“有事之世易 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时平则才伏,世乱则竒用”。 41 不过,即使有“非 遇其时”的问题,张载还是主张贤人君子应该“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 42 到了西晋亡灭,北方陷没之时,立功的问题仍然存在。刘琨一边与石勒抗 争,一边叹时光如云浮之流失,心伤“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43 34 桓温是晋功臣桓彝之子。桓彝曾兵援元帝渡江立国,助明帝平定王敦之乱,其后协助辅 登位的幼帝平定苏峻之乱,力战而死。 35 桓温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见房玄龄《晋书》卷 98〈桓温传〉,页 2572。 36 同上,页 2576。 37 同上,页 2576。 38 房玄龄《晋书》卷 55〈潘岳传〉,页 1502,1504。 39 房玄龄《晋书》卷 54〈陆机传〉,页 1473。 40 “夫立徳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以及“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 之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世也”,陆机〈豪士赋〉序,见严可均《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96,页 2009。 41 张载〈榷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85,页 1950。 42 “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张载〈榷 论〉,同上,页 1950。 43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刘琨〈重赠卢谌〉诗,见丁 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上册《全晋诗》卷 5,页 416。 96 不管是否有“以显父母”的孝的考量,以上这些重视仕宦事业,希望建功立 业者的愿望是立名、留名,而留名的途径便是入仕以建功业。问题是他们有时也像 司马迁一样,入仕以建功业的路不顺畅。例如扬雄。 前章已说扬雄仕宦事业差强人意,改“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尽管可能会 有被“后人用覆酱瓿也”的结果, 44 扬雄还是一意要写出可与《易》、《论 语》、《苍颉》、《虞箴》匹比的作品。立名在扬雄心中显然是重要的。 司马迁、扬雄以后的王隠同样说“疾没世而无闻”的话,为了“没而不 朽”,决心续成其父遗业《晋书》。司马迁无辜遭刑狱之灾,扬雄“三世不徙 官”,王隐寒素,虽举修史而事不行, 45 因此王隐也说“遭逄则以功达其道,若 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 46 可见迟至王隐之世,通过立功或立言以留名的想法 依然存在。 连遭遇比这三人胜许多,已经建功立业,登基为帝王的曹丕,也和他们一样 主张通过文章以留名。由于认为文章无穷不朽,更有留名的功能,因此已建功的曹 丕还要求“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以求“声名自传于后”, 47 曹丕功业、 文章双管齐下,其更重留名,由此可见。 上举例子说明留名对这些人物的重要性,不管是为了以显父母还是为自己; 而留名首务是居官事君,建功立业,其次才轮到撰文、立言。不持这种想法的人物 很少,可举的一例是汉末的荀粲。荀粲不以功名为重,说功名劣于“识”,可见荀 粲另有所高的“识”。可是,与荀粲一起讨论功名问题的傅嘏还是相信功名为本 的,傅嘏不肯究荀粲所说的“识”为何,坚持说功名盛便等于“识”。 48 (三)济世益时辅政 重视仕宦事业者的另一考量是有用于世。例如王符说士如果不仕,就是“不 成于位”,就如同未琢之玉不能成器一样。 49 欲士成于位,就是要求士有用于国 44 刘歆对扬雄的顾虑,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87 下〈扬雄传〉,页 1177。 祖纳荐王隐修史,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后典章稍备,乃召,令撰《晋 史》,可是最终仍以谤免,黜归于家,贫至无纸、笔以成书,房玄龄《晋书》卷 82〈王隐 传〉,页 2143。 46 房玄龄《晋书》卷 82〈王隐传〉,页 2142。 47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论文〉,见严可均《全上古 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8,页 1098。 48 荀粲说其友夏侯玄、傅嘏“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傅嘏反驳说:“能盛功名者, 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10《魏书》 〈荀彧传附荀顗传〉注引《晋阳秋》,页 320。 49 “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士而弗仕不成于位”,王符《潜夫论》〈相列〉第 27,见《诸 子集成》第 册,页 131-132。 45 97 的意思。前章曾述汉末范冉的临终遗言是憾恨“生不得匡世济时”。 50 像范冉这 样希望不枉度一生的人物,多想通过入仕为宦去做济世、益时之事,有的则如上举 的那些欲入仕以建功立业者一样,认为唯有留名方不白活一场。有的既要有用于 世,也要留名,比如曹植。除了说建功留名的话,曹植也说“生无益于事”非其所 志。 51 张载也和曹植一样说功名和主张做“有用”者。张载先批评庸庸之徒“进之 无补于时,退之无损于化”,然后说:“轩冕黻班之士,茍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 世,……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52 张载所看不起的庸庸之徒和沐猴而冠 者都是对“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辅”和“化”没有贡献的人物,而“匡 化辅政”、“佐时益世”、“辅”和“化”都是入仕为宦者所做的事。 由于视匡化辅政,佐时益世为己任,希望为君、为世所用,这些重视仕宦的 人物因此也关注选人入仕的问题。批抨九品选人制度之弊,主张改良或废除之的夏 侯玄、夏侯湛、卫瓘、刘毅、段灼、李重、束晳等人都是正面看待仕宦责任的居官 者。 53 他们对选人制度有所议论,便是希望只有贤才、能者获举入朝为官。其他 讨论选人问题的还有郤诜和虞预。郤诜说“择人而官之”,以及“任贤”; 54 虞 50 范冉告诉儿子说:“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 世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1〈独行列传〉,页 1017。 51 曹植〈求自试表〉,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15,页 1135。 52 张载〈榷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85,页 1951。 53 夏侯玄批评州郡中正品度官才“未闻齐整”,“失其要之所由”,夏侯玄〈时事议〉, 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21,页 1165。夏侯湛说 “夫道学之贵游,闾邑之搢绅皆高门之子”,夏侯湛〈抵疑〉,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69,页 1855。卫瓘说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 道”,上疏批评九品“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徳”,主张废除九品,复古乡举里选,“使朝 臣共相举任”,卫瓘〈请除九品用土断疏〉,同上,《全晋文》卷 30,页 1628,页 1629。刘毅上疏说九品有八损,有“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的弊病,未见得人,指出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主张宜罢中正,除九品,见刘毅〈上疏请罢中正除 九品〉,同上,《全晋文》卷 35,页 1663,页 1664。段灼说:“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筚门蓬户之俊安得有不陆沉者哉?”,见 段灼〈上表陈五事〉,同上,《全晋文》卷 66,页 1840。李重上疏说九品是“丧乱军中 之政,非经国不刋之法”,批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的现象,主张废除九 品,明贡举之法,通过量能,考政绩以授官,见李重〈请除九品疏〉和〈杂奏议〉,同 上,《全晋文》卷 53,页 1763,页 1764。束晳批评九品说:“员外侍郎及给事宂从皆是 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议”,见束晳〈九品议〉,同上,《全晋文》卷 87,页 1964。 54 郤诜在答策问时说:“臣以为莫大于择人而官之也”,以及“夫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 恕,…唯任贤,然后无患耳”,房玄龄《晋书》卷 52〈郤诜传〉,页 1442。 98 预说“得才”和“茍其可用,雠贱必举”, 55 他们俩人都认为有才者必须为国所 得,为国所用;所谓为国所得、所用,便是居官为人臣。 即使未言建功,不说济世,只说希望“得志”的人,其所谓的“得志”,指 的也是入仕为官。例如李充遇见殷浩,陈说自己久不得志,说自己已如穷猿奔林, 无暇“择木”,结果李充得以遂志,得授剡县。 56 (四)尽臣职报君恩 仕宦责任问题的提出早已见于《论语》,子路批评丈人“不仕无义”, 57 孔子则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58 重视仕宦事业者通常相信君臣关 系,深具仕宦责任感。例如王符虽然不仕,自号“潜夫”,可是,他说贤君子应该 “君国”, 59 并为自己的“未尝服斯伇,无所效其勋”而有所憾。 60 王符在说治 国良策的时候也说如何尽臣职,说人臣必须“忠”, 61 必须“思利民”, 62 必须 “有功于民乃得保位”,不可“无功而禄”。 63 不过,王符所说的还是君臣各司 其职的话。王符说臣的职责的时候也说君的职责,王符说臣须“忠”和“有功于 民”,也说君必须“明”。 曹植也主张人臣当尽事君的责任,不过,曹植没有说君,专说臣职。曹植要 求臣事君如事父。 64 除了强调事君之重要,曹植还指出为臣之道,曹植所谓的 “有用之臣”,是“量能而受爵” 者,是“有德可述,有功可纪”者,是“有益 国朝”者。 65 曹植所说的人臣必须尽的责任还包括“以功报主” ,“忧国忘 家”,“捐躯济难”, 66 否则不得以称“忠”。曹植所说的这些事都是积极仕宦 者所做的事。 55 房玄龄《晋书》卷 82〈虞预传〉,页 2145。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语言〉第 2,页 138。 57 《论语》〈微子〉第 18。 58 《论语》〈子罕〉第 9。 59 “夫君子也者,其贤宜君国”,王符《潜夫论》〈释难〉第 29,见《诸子集成》第 册,页 138。 60 同上。 61 “人臣之誉,莫美于忠”,王符《潜夫论》〈明忠〉第 31,同上,页 149。 62 王符《潜夫论》〈忠贵〉第 11,同上,页 45。 63 王符《潜夫论》〈三式〉第 17,同上,页 83。 64 “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曹植〈求自试表〉,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三国文》卷 15,页 1135。 65 曹植〈求自试表〉,同上,页 1135。 66 同上,页 1135。 56 99 袁宏则说:“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因为主张臣有佐君治民的责 任,所以袁宏认为“默不如语”,只有在非常时期,即颠沛之时才可能“显不如 隐”。可是,这种“时难”是君子所患的,君子要是处颠沛之时就会咨嗟、垂泣。 67 此外,袁宏还认为这个佐君的责任十分重大,因为臣若无法如符契相合般地去 佐君以牧民,就会有“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的后果。 68 责任如此重大,君 子怎能不努力尽职呢? 认同王符、曹植和袁宏这种想法的人还有枣嵩和段灼。枣嵩说“丈夫出身不 为孝子,则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为国宰辅”。正因为枣嵩以入仕居官为贵,故 不高“逸民”而贵居官者,因此作《官人赋》。 69 段灼也和曹植一样说忠臣之忠 君就如孝子之孝亲,不论进或退都不可忘了“光君荣亲”。 70 段灼说他一生私怀 五恨,其中三恨与身为人臣或仕宦事业有关。一恨未尝觐见天子,二恨自己未能建 功立业,“不能垂功名于竹帛”,三恨自己未能尽臣职,怪怨自己“尫悴羸劣,陈 力不当”, 71 这三恨都可归结为身为人臣未尽职报君的缺憾。 能否尽职报君也成为评论人臣优劣的标准。王接上书表扬在荡阴之役中救卫 晋君而死的嵇绍,正是因为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正是因为王接主张 人臣“谋人之国”,理当“国危则亡之”。 72 范弘之在评说人臣的高下时也说: “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 67 “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黙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 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袁 宏〈三国名臣序赞〉,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57, 页 1786。 68 “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 相体,若合符契…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同上, 页 1786。 69 李昉《太平御览》第 册,卷 587 文部 3《赋》引《文士传》,页 2646。 70 “忠臣之于其君,犹孝子之于其亲,进则有欣然之庆,非贪官也,退则有戚然之忧,非 怀禄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荣亲”,段灼〈上表陈五事〉,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66,页 1838。 71 “生长荒裔,而久在外任,自还抱疾,未尝觐见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 遭运会之世,值有事之时,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圣眀之君。而尫悴 羸劣,陈力又不能当,归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亲早亡,陨兄弟并凋丧,孝敬无 复施于家门,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过,冬之夜寻复来,人生百岁,尚以为不足,而 臣中年婴灾,此臣之恨五也。惭日月之所养,愧昊苍而无报,此臣之所以怀五恨而叹 息”,段灼〈上表陈五事〉,同上,页 1838。 72 房玄龄《晋书》卷 51〈王接传〉,页 1435。 100 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讥塞,素飡之责矣”。 73 这几句话说 明范弘之想表扬的三种人物都是能尽“事君”、“奉国” 、“济时务”之责以辅 君的贤臣;范弘之想抨斥的则是未尽这些责任的尸位素餐者。范弘之除了也主张人 臣有“事君”与“奉国”的责任,还明确地指出事君之道在于忠, 74 与曹植一样 说忠君就如孝亲。 75 像以上诸人这样说君臣之道,或者主张臣当事君,视“忧国忘家,捐躯济 难”为己任的人必重视仕宦;像以上诸人一样思“佐君”、“奉国”、“利民”和 “济时务”者,必认真看待其人臣责任,因此欲报君恩,愿意赴国难,可能还会为 了无以报君、报国而内心感到痛苦。例如前章提到的那些在西晋濒临灭亡时期痛苦 的居官者。在西晋灭亡前夕移居落户于西北的张轨父子也是如此,他们的报君、报 国思想还持续了好几代。张轨自视晋臣,在王弥和刘曜宼京师时军援晋帝,张轨死 前的遗令是:“上思报国,下以宁家”。 76 张轨之子张寔和张茂遣使至京师献名 马方珍、经史图籍,继续军援晋帝对抗入侵者,闻帝崩则举哀大临三日,西晋亡覆 后仍然沿用愍帝建兴年号。 77 同样的,张茂临终时执侄子张骏手泣曰:“汝当谨 守人臣之节”,要求张骏“上欲不负晋室,下欲保完百姓”。 78 西晋亡后,刘琨留在北方维持残局,眼见国破家亡,亲友凋残,使他哀愤两 集,他原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当时的时局却使他从慕庄 周变成改口说:“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79 刘琨这些话的意 义不在反老庄或反阮籍,而在话之后的胸怀,因为他欲报国,却恨力或不能及。像 刘琨这样欲尽臣职以报国者,当然重视仕宦事业。事实上,刘琨的确力行其言,在 告诉温峤说他“欲立功于河北”, 80 希望温峤协助他以后,立即派温峤南下向东 晋元帝表示支持。 东晋也有作如是想的人物。王导见朝臣在新亭饮宴时为北方陷没,收复失地 无望而伤心流涕,愀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 邪?” 81 可见王导视积极投入政、军之事为报君之举。又如庾氏兄弟以国舅身份 73 范弘之(范汪之孙)反对朝廷谥谢石,为被桓温压抑的殷浩说话,故说这些话以批评谢 石,称美殷浩,见房玄龄《晋书》卷 91〈儒林列传〉,页 2362。 74 “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己”,范弘之〈与会稽王道子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125,页 2180。 75 “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义节为先”,范 弘之〈与王珣书〉,同上,页 2181。 76 房玄龄《晋书》卷 86〈张轨传〉,页 2226。 77 房玄龄《晋书》卷 86〈张轨传附张寔传〉,页 2227-2233。 78 房玄龄《晋书》卷 86〈张轨传附张茂传》,页 2233。 79 刘琨〈答卢谌〉,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108, 页 2082。 80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 2,页 97。 81 房玄龄《晋书》卷 65〈王导传〉,页 1747。 101 洪说炽热必灭,满溢必损,月盈则蚀,四时有序,成功者退,所以应该知道什么时 候“知足”而“止”。“止”就是“不为”。不能“知足”而“止”(不为),就 会“失所”。 除了“知止常足”和“不为”,葛洪也主张消灭或淡化贪荣之欲。 367 “无 欲”或“靡欲”的根据也是“自然”,因为葛洪说“神明”的本是“玄寂虚 静” 。 368 葛洪所谓的“神明”和 “二仪”、“山嶽”并言,概括整个宇宙世 界,指的是“自然”。葛洪所谓的“玄寂虚静”,指的便是“无欲”、“不为”。 能做得到“知止常足”、“不为” 、“无欲”,修养以得“安”以后,便是得神 明之本,才算是“付荣辱于自然”,才可说是识“至人”之心。 369 葛洪说“至人”的“心”是“不忧不喜”的,是不受禄利所役的,是“无 为”的。 370 葛洪又说养气养至靡欲(无欲无为)的最终阶段(至人境界)就叫着 有“无闷之志”。“至人”之心就是“无闷之志”,“志”就是“心”。 对于守,葛洪的要求是不畏危苦、穷贱地“守其所已有”,守的时候绝不曲 躬低眉,不求所未须,不受威、利所屈。 371 以上说明葛洪要守的“志”是“心”,守“志”的目的是要成为“无为”、 不受禄利所役,“不忧不喜”,得“尊乐”的至人,方法是锻炼自己不屈于威、 利。无论是说安“心”的方法(“知止常足”、“不为” 、“无欲”),还是说 养气的方法(靡欲),葛洪的用语和根据都是“自然”和“无为”。 葛洪所说的“安”,除了“安”心之义,还有两个意思:乐天知命(安时处 顺),以及各附所安。 前者“乐天知命(安时处顺)”是顺应自然的意思,是葛洪教不遇者“安” 心的劝告。当美玉与瓦石、朽木同列时,葛洪对美玉的劝告是:“乐天知命,安时 葛洪《抱朴子》卷 50〈自叙〉,同上,页 169。 “藏光守朴,表拙示訥,知止常足”; “祸莫大于无足,福莫厚乎知止”;“知足者常 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卷 49〈知止〉,同上,页 82, 164。 366 葛洪《抱朴子》卷 49〈知止〉,同上,页 164。 367 “淡尔而靡欲”;“畏亢悔而贪荣之欲不灭,忌毁辱而争肆之情不遗”,葛洪《抱朴 子》卷 19〈任命〉,卷 1〈嘉遯〉,同上,页 112,82。 368 葛洪《抱朴子》卷 41〈循本〉,同上,页 152。 369 “付荣辱于自然者,…疑其有憾,是未识至人之用心也”;“不忧不喜,斯为尊乐”, 葛洪《抱朴子》卷 49〈穷达〉,卷 2〈逸民〉,同上,页 165,85。 370 “至人无为,栖神冲漠,不役志于禄利”,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同上,页 81。 371 “独可散发高枕,守其所已有,绝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须也”,“虽穷贱而不可胁以 威,虽危苦而不可动以利”,葛洪《抱朴子》卷 20〈名实〉,同上,页 114。 364 365 139 处顺”。 372 葛洪教他们“安”之和“乐”之的方法是心态的调整:何必忧虑、怨 尤?因为不修操行方是己之罪,“知之者希,名位不臻”却绝对不是己之罪。 373 后者“各附所安”则指不逆自然之“性”,指的是“出”者、“处”者人各 有怀,“各附所安”的和谐相安情况。 374 无论是说“乐天知命”,还是说各附所 安,都与“自然”相系。 (六)陶潜 前章已指出陶潜(365-427)视身后“名”若浮烟,说“荣华难久居”。 375 陶潜轻“名”的根据来自他对自然生命的观察。陶潜看到太多“身没名亦尽”的例 子。 376 他看见功名士埋身坟下时和其他凡夫俗子没有差别,可怜伤的程度相等, 377 所以反问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378 因为人死一切消灭,从古到今,没有 例外, 379 故陶潜不相信“道”会在人身亡后更弥著。 380 陶潜从这些前例再想到 自己,认为自己的身后事应该也差不多:相送的只要哭完、歌完终归要各自回家 去,自己却已经“托体同山阿”,即使知道亲旧在旁也是“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 光”。 381 何况如果“一生枯槁”, 382 即使留了身后“名” 也是活得枉然,故 “名”可遗。 陶潜守“志”的根据同样来自对“自然”的认识。因为“盛年不重来”, 383 因为“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 384 所以当前现世必须活得有意义。无意 372 “乐天知命,何虑何忧,安时处顺,何怨何尤哉”,葛洪《抱朴子》卷 20〈名实〉,同 上,页 115。 373 葛洪《抱朴子》卷 19〈任命〉,同上,页 112。 374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同上,页 82。 375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3,页 502。 376 陶潜《陶渊明集》卷 2〈影答形〉,页 479。 377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拟古〉9 首之 4,页 501。 378 陶潜《陶渊明集》卷 2〈神释诗〉,页 479。 379 陶潜的诗句常说死亡,如:“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 无”; “应尽便须尽” ;“终天不复形”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 等,陶潜《陶渊明集》卷 2〈连雨独饮〉,〈归田园居〉6 首之 4,〈神释诗〉,〈悲从弟 仲德〉,卷 4〈读山海经〉13 首之 8,页 484,481,479,487,509。 380 “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二疏〉,页 506。 381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拟挽歌辞〉之 与 2,页 511。 382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陶潜《陶渊明集》卷 3〈饮酒诗〉之 11,页 494。 383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1,页 502。 384 陶潜《陶渊明集》卷 2〈酬刘柴桑〉,页 485。 140 义的事是让口腹自役,“心”为“形”役只有令自己惆怅悲哀; 385 有意义的事是 “委心”, 386 不“违己”,不“愧平生之志”, 387 还有“得欢当作乐”。 388 陶潜既然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389 以及“著文章自娱,忘怀得 失,以此自终”, 390 可见陶潜欲守的“志”是仁义和不“违己”。仁义指道德原 则。陶潜感叹世之“伪”和无“廉退之节”,也感叹“立行之难”(见第二节,页 99)和“操行之难”; 391 不“违己”有二义,一指不违自己仁义的原则,二指不 做自己不乐做的事(也见第二节,页 99),即不做违本“性”(爱丘山、质性自 然)的事。可是,陶潜虽有不“委曲而累已”的原则,却面对“弱年逢家乏,老至 更长饥”, 392 忧妻子和子女的问题, 393 所以陶潜必须 “宁固穷以济意”, 394 也 就是说,必须坚持守“志”不移。 陶潜对“自然”的另一态度是顺应“自然”。陶潜认为生命来时则受之,应 尽时便尽,不必喜或惧。 395 使陶潜具有委运化迁态度的是“安”的精神。陶潜知 道“有生必有死”, 396 而且“老少同一死”, 397 死后则“谁知荣与辱”,“得 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398 反正荣与辱、得与失、是与非的结局相同,故没有 385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陶潜《陶渊明集》 卷 5〈归去来兮辞〉,页 514。 386 “曷不委心任去留”,同上,页 515。 387 陶潜《陶渊明集》 卷 5〈归去来兮辞〉序,页 514。 388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1,页 502。 389 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贫士〉7 首之 4,页 505。 390 陶潜《陶渊明集》卷 5〈五柳先生传〉,页 516。 391 陶潜把“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的人物 收录于《四八目》内以后,跟着感 叹 说“操行之难”,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外集〈集圣贤群辅录〉(北京 : 中华书 局,2003),页 595-59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判《四八目》非陶潜所作,本文采纳潘 重规和袁行霈的考辨,接受《四八目》非伪作的判决。《四八目》是原题,后人改题为 〈集圣贤群辅录〉,见袁行霈〈考辨〉,同上,页 597-600。 392 陶潜《陶渊明集》卷 3〈有会而作〉 ,页 499。 393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以及“年饥感仁妻,泣涕向 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陶潜《陶渊明集》卷 3〈责子〉,卷 4〈咏贫士〉7 首 之 7,页 498,506。 394 陶潜《陶渊明集》卷 6〈感士不遇赋〉,页 521 。A.R. Davis说陶潜诗一再强调“宁固穷 以济意”,(译为firm in adversity),见A.R Davis, “The Narrow Lan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ast Asian History, No.11 (June, 1994), p.41.A.R. Davis所谓的“firm in adversity(在困境中坚持不不改)”,也即是“守”原则而不改的意 思。 395 “正宜委运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潜《陶渊明 集》卷 2〈神释诗〉,页 479。 396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拟挽歌辞〉之 1,页 511。 397 陶潜《陶渊明集》卷 2〈神释诗〉,页 479。 398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拟挽歌辞〉之 1,页 511。 141 必要在生之时为它们而多虑,重要的是能“欣然”。 399 结局人人相同,可是, “欣然”与否,人各有别,故陶潜说“拨置且莫念,一斛聊可挥”, 400 以及“曷 不委心任去留”。 401 只要生之时能“拨置且莫念”,就可“欣然”;只要“欣 然”,就可以心无哀憾地“翳然乘化去”。 402 陶潜在日常生活里求“乐”的例子很多,而且其“乐”简单平常,近在身 边,随手可得,只要“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就足以令陶潜说“此事真复 乐”; 403 只要高卧窗下时有夏月清风,就自比羲皇上人。 404 其他如过“亲戚共 一处,子孙还相保”的日子, 405 “命室携童稚,良日登远游”, 406 读书、弹琴、 著文章,都是陶潜珍惜当前乐,以免“一生枯槁” 的做法。 陶潜称这种能“乐”能“安”的精神为“乐天命”。他所描写的桃花源里头 的男女老少也都贯彻这种精神,个个对外境浑然无觉而“怡然自乐”。 407 这也就 是使陶潜久处窘境而不困,守“志”而不变的力量。这力量使陶潜到了年老贫困之 时,还能诗教周续之、祖企、谢景夷,希望他们“从我颖水滨”。 408 陶潜还通过效法同类以增强这力量:陶潜以古之贫士为楷模。陶潜欲效的贫 士荣叟“乐”三乐,原宪歌其“乐”,黔娄则“安”于贫贱、卑位, 409 陶潜称赞 “行”难得的庄周同样“乐”钓濮水之上, 410 这些古贫士都是“安贫守贱者”, 而被陶潜视为同志,以他们为楷模鼓舞自己。 411 以上说陶潜的“志”指求仁义和不违己。总的来说,陶潜对“自然”的认识 使陶潜决定“遗名”和守“志”。“身没名亦尽”使他不觉得“名”有意义,“盛 年不重来” 使他决定 不“违己”。梁启超说陶潜爱恋“自然”,其实陶潜爱恋 “自然”和他“性本爱丘山”, 412 “质性自然”有关系, 413 陶潜爱恋“自然”是 399 “且欣然而归止”,陶潜《陶渊明集》卷 6〈感士不遇赋〉,页 521。 陶潜《陶渊明集》卷 3〈还旧居〉,页 490。 401 陶潜《陶渊明集》卷 5〈归去来兮辞〉,页 515。 402 陶潜《陶渊明集》卷 2〈悲从弟仲德〉,页 487。 403 陶潜《陶渊明集》卷 2〈和郭主簿〉2 首之 1,页 485。 404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63。 405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4,页 502。 406 陶潜《陶渊明集》卷 2〈酬刘柴桑〉 ,页 485。 407 陶潜《陶渊明集》卷 5〈桃花源记〉,页 512。 408 陶潜《陶渊明集》卷 2〈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页 482。 409 陶潜欲效的贫士包括荣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大多是皇甫谧 《高士传》“高士”,见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贫士〉7 首,页 505-506。 410 “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潜《陶渊明集》卷 4〈拟古〉9 首之 8, 页 501。 411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陶潜《陶渊明集》卷 〈咏贫士〉7 首之 和 2,页 505。 412 陶潜《陶渊明集》卷 2〈归田园居〉5 首之 1,页 480。 400 142 为了从己之“性”。 414 陶潜在困境中求“安”和“乐”的方法也与“自然”相 系。比较显而易见的是陶潜命巾车、棹孤舟以寻壑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 赋诗”等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活动, 415 更有力量的是其顺应“自然”,委运化迁, 能“安” 能“乐”的精神。 (七)“志”之所指 嵇康的“志”指“心”,求的是“无为自得”,达之则称“游心于道义”, 或者体“妙”、体“玄”。皇甫谧的“志”指自然之“道”,指不损自然之形、 性,达者称“至人”。潘尼的“志”指“心”,求的是言行“存正”,适“道”。 葛洪的“志”指“心”,指靡欲(“无欲”)、“无为”,不受禄利所役,不忧不 喜的精神,达之也称“至人”。陶潜的“志”指得仁义和不“违己”。不违己的意 思有两个,一是在“伪”的环境里坚持“立行”,一是不违自然之“性”。阮籍虽 然“志”欲济世(见第三、四章),却也推崇把“心”治至“一体无别”、“无所 逆”、“无为”和逍遥的理想境界。 总括以上人物所说的“志”,包括“志”欲济世的阮籍在内,用字和说法虽 有差别,或指治“心”以达“安”、“平”、“大和至乐”的状态(嵇康),或指 守自然之“道以全形保“真”(皇甫谧),或指“安身”、“治心”以实现“安道 进德”治天下的目的(潘尼),或指“制心”至“心”如“至人”之“心”般地 “知止常足,玄寂虚静”和“不忧不喜”(葛洪),或指守仁义和不违己(陶 潜),却都同样指内心的精神力量。 如第二章所示,皇甫谧《高士传》、范晔〈逸民列传〉和《晋书·隐逸列 传》都有不少“志”、“节”连说的例子。此外,皇甫谧和范晔都说了等同“志” 与“节”的话。时代比皇甫谧和范晔早的何晏(193-249)曾说“逸民节行超 逸”, 416 可见也是以“节”或“节行”来说“逸民”的志。皇甫谧在《高士传》 序里对比不降“志”的“逸民”伯夷、叔齐与其“高士”许由、善卷,然后说伯 夷、叔齐执“节”,说许由、善卷不降“节”。 417 这些话说明皇甫谧不只视“高 士”为“逸民”的同类,而且还把伯夷、叔齐的“志”也称为“节”。范晔在〈逸 民列传〉卷首一边说自己的“逸民”为“全道”而曲避,一边引孔子说“求志”、 “达道”的话。这些话强调其“逸民”欲“求志”,即使不得已必须曲避时(降 “志”),却仍是不屈和不失“志”的。 418 这些话也证明范晔所说的守“节”, 指的就是守“志”。 413 陶潜《陶渊明集》 卷 5〈归去来兮辞〉序,页 514。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潜《陶渊明集》卷 2〈归田园居〉5 首之 1,页 480。 415 陶潜《陶渊明集》卷 5〈归去来兮辞〉,页 515。 416 何晏注《论语》〈微子〉第 18“逸民”章。 417 皇甫谧《高士傳》序,见永瑢、紀昀撰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第 448 冊,頁 86。 418 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范晔改说“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 道” ,意思相同,范晔〈逸民列传〉,页 1039。 414 143 嵇康《圣贤高士传》虽然没有说“高士”有“节”,可是却向儿子说过苏武 守“志”固,是守“志”之盛者的话, 419 并且还把有显“节”的季札和肆“志” 的魯連视为同类人物,说他们“志”固, 420 可见嵇康也等同了“志”与 “节”。 阮籍亦说过“逸民”伯夷、叔齐有“抗高之节”的话。 421 上举人物好连说“志”与“节”的启示或许来自《庄子》。《庄子》曾以 “高节戾行,虽乐其志”形容伯夷、叔齐; 422 不过,比《庄子》语言的启示更具 意义的应该是伯夷、叔齐不降之“志”的精神启示。 423 当嵇康、皇甫谧和范晔说 守“志”时,他们都举了伯夷和叔齐为例;何晏所说的“节行”也是扣着“逸民” 而说的,可见嵇康、皇甫谧和范晔所说的守“志”之“志”,便是伯夷、叔齐的不 降之“志”,皆指内心的精神力量。 以上这些说“志”(“节” 、“心”、“身”)的人物都重视并欲培养此 精神,这精神也就是他们恃以自固,坚持拒仕,王公不屈的力量。 二、 守“志”、遗“名”者的共同的精神特征 上述守“志”、“遗名”者言论所显示的共同精神特征如下: (一)强调精神的力量,以治“心”为守“志” 上列守“志”、“遗名”的言论都谈到乱的问题,乱包括政之乱和心之乱。 上列守“志”、“遗名”者都希望止乱,都希望世界不争、和谐、安乐。不过,他 们所提出的对策都是以“心”为主,不是说“心”主于内,便是说游“心”,安 “心”,说制“心”,或者说委“心”(本文统称为治“心”法),可见他们都认 为“心”有力量治己,甚至可治世。 他们所说的“心”常有别名,如“身”(潘尼),“节”(皇甫谧,见第二 章),最常见的是“志”(嵇康、阮籍、潘尼、葛洪、陶潜)。虽然用语和所求目 标或有差异,但皆相信“心”有节度的力量,都强调精神的力量。 (二)重视“守”而特立独行 由于重视精神的力量,为求不失之,所以强调“守”。“守”或称“笃” (潘尼)和“养”(葛洪)。由于坚守,不肯同流,所以守“志”、“遗名”者常 显示特立独行的精神。 419 戴名扬〈家诫〉,见《嵇康集校注》,页 316。 “内固山渊其志”,戴名扬〈卜疑集〉,见《嵇康集校注》,頁 139-140。 421 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74,见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页 389。 422 《庄子》〈让王〉第 28。 423 本文作者另有未发表的论文,讨论《庄子》“高节戾行”语与伯夷、叔齐不降之志的关 系,以及《庄子》此语与后人对伯夷、叔齐不降之志看法的关系,陈舜贞〈从“高节戾 行,虽乐其志”说起:“逸民”的精神探究〉。 420 144 嵇康说俗人都因为得财、荣而乐,子文和柳惠却“视荣辱如一”, 424 并不 因众人之誉而悦、也不因众人之毁而戚。可见嵇康欣赏“特立独行”者。在六经取 士的环境里,嵇康敢宣称不希罕被“取”,敢说“不涉经学”和“老子庄周,吾之 师也”, 425 可谓“特立独行”。 阮籍所欣赏的大人先生不畏遭世人所笑,只怕无法“志得欲从”。薪者则说 自己“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 426 大人先生 和薪者都不打算从众,都是坚持从己“志” 的“特立独行”者。 潘尼提倡“安身”,修养至荣不能动,辱不能加,利不能劝,害不能婴,誉 不能益,毁不能损的地步,与一般见荣、利则喜,受辱、害则忧的人相比,也可谓 “特立独行”。 世人求名位,皇甫谧却赞颂“喑聋之徒”,说生不为人所知,死不为人所惜 并不可悲,反而是“至”矣的有“道”者。 427 皇甫谧还说“高士”郑朴、严遵、 四皓等人有“独定之计”,不与“众”谋,不与“群”虑, 428 也就是说他们的想 法独异。与皇甫谧同被司马氏所辟的共有 37 人,除了皇甫谧,其他“莫不毕 至”, 429 与这些希望居官以扬名显亲,使宗族欣欣者(王祥语)相比,皇甫谧可 称“特立独行”。 葛洪认为节操不修是“己”之罪,“知之者希,名位不臻”则与己无关。穷 困、无位时照旧“心欢意得”,富贵、居位时也“若固有之常”,也是“特立独 行”精神的显示。 读陶潜诗可知陶潜是“特立独行”的。陶潜坦言说别人是“丈夫志四海”, 自己则是“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430 旁人对他这种想法若有 是、非、誉、毁,陶潜也不在乎,既然“世与我而相违”,干脆便“请息交以绝 游”。 431 对皇甫谧“高士”张仲蔚的“举世无知者”,陶潜也表示心仪。陶潜说张仲 蔚“介焉安所业,所乐非穷通”。 432 对同遭“世俗久相欺”的张挚和杨伦, 433 陶 潜更欣赏的是“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的张挚。 434 嵇康〈答难养生论〉,见戴名扬《嵇康集校注》,页 172。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同上,页 114。 426 阮籍〈大人先生传〉,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页 166,176。 427 皇甫谧〈玄守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71, 页 1870 。 428 “不借谋于众人,不假虑于群宾”,皇甫谧〈释劝论〉,同上,页 1871。 429 同上,页 1870。 430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页 502。 431 陶潜《陶渊明集》卷 5〈归去来兮辞〉,页 515。 432 陶潜《陶渊明集》卷 4〈咏贫士〉7 首之 6,页 506。 424 425 145 不过,陶潜“特立独行”的一面仅表现在他的守“志”,他的日常生活却是 一点也不“特立独行”的。陶潜爱与家人亲友欢聚,时与村夫农叟话农桑,常与邻 人对饮或斗酒,并且关心下人童仆,即使是游观他所好的自然山水,他也常命室携 子同行。 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应该就是沈约所指的“独往”。怀这种精神的 “独往”人物是“德不孤”的, 435 所以自汉至明,甚至今世,历代都有声气相应 的同类。 (三)“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上列诸说皆以“自然”为本,不管他们把“自然”称为“天地”、 “道” 、“真” 还是“神明”。他们大多向往“太素”、“太始”、“太初”之 境,认为那是“虚静”、“一体无别”、“无欲”、“无私”、和谐不失所的完好 世界。说治天下、人伦君臣、君子的德行文学时,他们也溯本“自然”。他们以 “自然”为至,故呼最接近“自然”,可称上达于天者为“至人”。 1. “自然”和“无为” 以上提倡治“心”者常用的概念和用语如“虚静”、“无欲”、“无私”、 “一体无别”、“知止常足” 、 “自得”、“循性” 、“无所逆”、“乐天知 命” 、“安时处顺”、“委运化迁” 、“乘化归尽”等,不是与自然世界或自然 状态相系,就是强调顺应自然而不违,这些概念和用语可总括为“自然”和“无 为”。 2. “性”与“自然”分定 嵇康认为“性”和天地间的五音、五色一样,都是自然的,应该和五音、五 色一样“其体自若,而不变也”, 436 所以嵇康主张“循性”,让君子“循性而 动”,“各附所安”。 437 嵇康的说法,可谓为郑玄、单固以后的同类(性不好官 人物)例如郭翻、陈训、陶潜,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拒仕理由。 皇甫谧说天地万物是“自然”分定的。“自然”里的万物明昧、弛張、浮沉 各自不同,但和谐共处,构成大同、至通的世界;士人的进退之事也是“自然”分 这两人都是本文研究对象。张挚终身不仕,杨伦则屡次因言不受纳而退隐,见第三、第 四章。 434 陶潜《陶渊明集》卷 3〈饮酒诗〉之 12,页 495。 435 《论语》〈里仁〉第 4。 436 嵇康〈声无哀乐论〉,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页 197。 437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同上,页 116。 433 146 定的,朝臣和野人也应相辅而无怨。 438 皇甫谧还主张不损自然之“性”,认为居 官怀人之忧,有损神、耗形、害性(命)的坏处。 葛洪同样说“出” 、“处”之事是“各附于所安”,“若强所不堪”则将 “颠沛惟咎”。 439 不过,嵇康说“循性”,皇甫谧说“自然分定”,似乎更从自 然 之“性”或“分”,葛洪却更加自主,要制方寸之心,所以说“人各有怀”, 而不说“性”。 陶潜也说自己“性”本爱丘山,以及“质性自然”, 440 把弃官看作离樊笼 以复返“自然”,把“委心任去留”,脱出尘网看作还原本“性”。 以上所说的,应该就是后世史家所谓的“性”与“性分”,这也就是范晔说 “出”者和“处” 者的分别是“性分所至”的根据。 441 3. 顺应无所逆,“无为无不为” 前章已举许多诗例说明陶潜对生死问题感觉深刻,不过,深刻敏锐的观察不 能改变常而久的自然。陶潜已知有生必有死,老少不能免,故把死亡、灭尽视为 “乘化以归尽”,看作是分定,决定顺应“自然”,委运化迁,而把自己这种精神 称为“乐夫天命”。 442 陶潜所说的“乐夫天命”,也是葛洪所说的“乐天知命,安时处顺”。葛洪 的根据也是自然规律是“自然”分定的,不因任何人、物、事而改,所以也和陶潜 一样,决定“知止常足”,顺之而不违。 能接受“自然”,安之而不逆,则可“自得”、“逍遥”,获得“尊乐”, 成为“至人”,这便是虽“无为”而“无不为”了。 以上所说的是守“志”、“遗名”者本于“自然”的精神,以及常见于其言 论的概念和用语。第二章所列举诸史家对“隐逸”者的形容语:即以 “自然”、 “无为”与“无为无不为”形容其所辑“隐逸”者的根据,应该就在这里。 三、 思想的泉源 以下将分常用的概念和用语,所向往的境界和思想的传承与变化这三方面探 讨守“志”、“遗名”者的思想泉源。 (一)常用的概念和用语 438 皇甫谧〈释劝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册《全晋文》卷 71, 页 1871。 439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2-83。 440 陶潜《陶渊明集》 卷 2〈归田园居〉5 首之 1,卷 5〈归去来兮辞〉序,页 480,514。 441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442 陶潜《陶渊明集》卷 5〈归去来兮辞〉,页 514-515。 147 守“志”和“遗名”者常用的概念和用语虽本于“自然”,但不纯粹出于 老、庄,这些概念和用语也见于孔子据以教学的先秦儒家典籍。 守“志”和“遗名”者受老、庄影响的地方虽然显而易见,如嵇康、葛洪说 “知足”是学老子; 443 嵇康说“游心”则是学《庄子》。 444 嵇康说西施与嫫母 同情,糟糠与精粺等甘,阮籍说毛发同物异名,是《庄子》“自异处看,肝胆楚 越,自同处看,万物皆一”说法的重述。 445 皇甫谧说“名者实之宾”,完全是用 庄子的话, 446 《庄子》书里的人物很多也成为皇甫谧的“高士”。陶潜说“心” 不为形役使,也是重申《庄子》哀“终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话。 447 《庄子》讲“天乐”,葛洪则说“尊乐”。 448 不过,不少概念和用语是既见于 《老子》、《庄子》,也见于《礼记》、《论语》和《易》的。例子很多。指宇宙 本源的“一”是老子和庄子都说的, 449 《礼记》和《易》同样说。 450 不指宇宙本 源的“一”则老子、庄子、孔子都共有。 451 “虚静”、 452 “无欲”、 453 “无 为”、 454 “无私” 455 都是老子、庄子、孔子或《礼记》都有的概念和用語。心 “和”的概念庄子有, 456 《老子》和《礼记》同样也有。 457 守“志”和“遗名” 443 “知止而以不殆” ,《老子》第 19,32 章。“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 46 章。 444 嵇康〈答难养生论〉,《庄子》〈人间世〉。 445 嵇康《答难养生论》,阮籍〈达庄论〉,《庄子》〈齐物论〉、〈德充符〉、〈秋 水〉。 446 皇甫谧〈高士传〉、《庄子》〈逍遥游〉。 447 陶潜〈归去来兮辞〉、《庄子》〈齐物论〉。 448 葛洪《抱朴子》卷 2〈逸民〉,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庄子》〈天道〉。 449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老子》39 章; “天地,一指也”, 《庄子》〈齐物论〉。 450 “礼必本于大一”,《礼记》〈礼运〉第 9;“天一,地二”,《周易》〈系辞〉上 传。 451 “载营抱一”,《老子》第 10 章,“若一志”;《庄子》〈人间世〉; “予一以贯 之”,《论语》〈卫灵公〉第 15。 452 “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 12 章;“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静则无为”,《庄子》〈天道〉;“实若虚”,《论语》〈泰伯〉第 ,“仁者静”, 《论语》〈雍也〉第 6。 453 “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第 章;“无欲而天下足”,《庄子》〈天下〉;“桭 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 5。 454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 37 章; “寂寞无为,万物之本也”,《庄子》 〈天道〉; “无为而治,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第 15。 455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第 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庄子》 〈大宗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第 9。 456 “心莫若和” ,《庄子》〈人间世〉。 457 “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第 55 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第 31。 148 者的思想精神深受这些典籍影响,由此可见,这些典籍是守“志”和“遗名”者的 思想泉源。 (二)“心”治和上达于天 上述守“志”和“遗名”者都关心治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心”治法除了可 治己心,也可治乱世。这种主张其实亦由来有自,早在他们之前,扬雄已经在说 “治之在心”。扬雄把“治之在心”和“先自治而后治人”的道理放在一起说,可 见“治之在心”指“自治”,即修养内心之义,而扬雄所本的是孔子的先立身后治 人的主张(见第四章,页 68),这和守“志”和“遗名”者治己心也可治乱世的 理念是相同的,甚至可说是相承的。 守“志”和“遗名”者所追求的至人境界,与《庄子》所说的“至人”天 行,《老子》所说的守以归“无极”和“朴”, 458 《礼记》所说的通过礼义以达 天道, 459 可谓理念相同,都是希望“安”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都有最终使人上 达于天的目的。 460 守“志”和“遗名”者以天地为本,远溯原初,说治“心”时,所求的“无 私”、“自得” 、“各附所安”的理想治境,例如皇甫谧说“大同”、“至 通”,潘尼说“太始”,陶潜所说桃花源男女老少的“怡然自得,莫知境外有 别”,嵇康所说“无文无竞,人与物莫不自得”的世界,都是既见于《老子》和 《庄子》,也见于《礼记》的美好世界。这世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元德“大 顺”, 461 《庄子》所说的“通”和“一”, 462 《礼记》所说的“中和”,同指化 育万物,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天地。 463 故守“志”和“遗名”者受这些典籍的影 响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崇尚“自然”的精神也可谓根植于这些典籍,未必就是标榜 老、庄的结果。其实只要比较,也可发现《礼记》所说天地“不见而章,不动而 变,无为而成”, 464 和《老子》、《庄子》所说天地的“静”和“无为”也是相 同的,守“志”和“遗名”者的想法自然可受这些相通的思想影响。 以上说明守“志”和“遗名”者有共同的思想泉源,他们的思想精神不单受 老、庄影响,也受其他先秦儒家典籍影响。 (三)有所传承的变化 《老子》第 28 章。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第 9。 460 上达于天即天人合一,钱穆认为天人合一之说在古人心中早已蕴蓄,是孔、孟和老、庄 都说的,见钱穆〈中庸新义〉,收入《民主评论》1955 年第 卷第 16 期,页 422。 461 《老子》第 65 章。 462 “达者知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463 《礼记》〈中庸〉第 31。 464 同上。 458 459 149 守“志”和“遗名”者的思想和精神虽说有所传承,不过,变化还是有的。 例如嵇康说自然的声音善、恶不同,却自然地“和”,说法本于《庄子》 的“吹万不同,而使自己”,但皆天籁。 465 嵇康说“心”受物感,由静而动的概 念亦与《礼记》同。 466 不过,嵇康的说法已经生变化。嵇康反驳声有乱世哀音和 治世乐音之别,主张声无哀乐,还衍生出“心”可纠“情”,以“情”统物的理 论,而且认为内心的治比外在的治更好。 又如守“志”和“遗名”者所说的治“心”的方法已与《礼记》所说的,通 过圣人制“礼”来治的方法不同。 《礼记》说人有诚者和诚之者两种。诚者是圣人,他们“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是能“自明”者, 467 而且有能力去明他人,例如汤、文、武王、周公。 《礼记》称他们“自诚明”,说这是“性”使然,就是天生的意思,他们是得天道 者。诚之者是普通人,他们无法自明,需要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还需要“固执之”。 468 《礼记》称他们“自明诚”,说是不“教”就不能 “明”,就是只得人道的意思。 《礼记》说“修道之谓教”, 469 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 470 这些话说明教十分重要,因为若无诚者(圣人/自明者)教民,无 法自明的诚之者便没有“亲”或自新的机会, 471 无法通过学变“明”。《礼记》 还说先王“制礼乐教民平好恶”, 472 可见诚者“教”民的工作之一是制礼乐。根 据《礼记》,可知圣人是重要的,礼乐也是必需的,缺之,民不能“明”,也不能 上达于天。 说“心”治者则重视“心”的力量,认为只需时时“度”与“节”自己的 “心”,就能够“自明”。“明”的工作已自圣人手中出,转交给“心”了。只要 能如葛洪所说地“制方寸之心”,就可成“至人”,总有上达天道而自得、逍遥的 一天。说治“心”的前提便是:即使没有礼乐和圣人,“心”也可“自明”。 “心”可“自明”的根据来自老、庄。庄子说物“非我所明而明”,“物与 我无成”, 473 意思是说物皆“自明”,非我所“明”,物若有所成,非我之 成。物如此,人也不例外。物非我所“明”,可见物“自明”。《老子》也相信 《庄子》〈齐物论〉。 嵇康的说法是“心”感物而动,然后生“情”,《礼记》则说人“心”感物而动而形成 “声”。用字和说法不同,但“心”受感,由静而动概念相同。 467 《礼记》〈中庸〉第 31、〈大学〉第 42。 468 “择善而固执之”,“择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第 31。 469 同上。 470 《礼记》〈大学〉第 42。 471 “亲民”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第 42。 472 《礼记》〈乐记〉第 19。 473 《庄子》〈齐物论〉 。 465 466 150 “自明”。老子说“自知者明”, 474 “自知者明”就是说可凭认识己“心”而 变“明”。老子还说守本可以有光可用,可以“复归其明”。 475 说“复归”就 是承认“明”本来便有。既然光本来就有,当可“自明”。 476 守“志”和“遗名”者所主张的,由“心”来“度”与“节”的说法和《礼 记》所说以“礼”来治的方法是不同的,因为主控治者已由圣人改为“心”。不 过,这不同仍可谓根植于传统的变化,因为他们的概念和用语原已见诸老、庄和 《礼记》,他们所说的让“心”去做“度”与“节”的工作,使“心”无复觉得荣 辱、名位等外物重要,使人无处不可乐,无处不可安,所依据的 “平”、 “定”、“安”的精神也承自这些典籍。 四、 “守”的精神力量 本文所有守“志”和“遗名”者固“守”不屈所依据的精神,更是传承已 久,同样是老、庄和先秦儒家典籍都有的精神。以下分三例加以说明。 (一)静“心”:固“守”的重要 第一个例子是“守”。《礼记》说“固执之”和“期月守也”。 477 《老 子》说“守”雌、“守”黑、“守”柔、“守”母、“守”道、“守”常。 478 《礼记》所守的是“中”,是喜怒哀乐还未发,“心”“平”而不动的自然状态, 也是天下的大本。《老子》所守的是“道”是“无为而无不为”,是“无欲”的, 是“静”的, 479 也是万物自化的天地之本。这“无为而无不为”、“无欲”、 “静”和情未发前的“自然”状态,正是嵇康对“心”的要求:嵇康以“心”纠 《老子》第 33 章。 老子说守母,即守本或守始,用其母、本、始的光,可复归于明,《老子》第 52 章。 476 论者也有以《礼记》为根据说“心”可“自明”的。龚道运从修养道德心的角度看 “心”可“自明”这一点。他说《礼记》〈中庸〉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之义是指人先天 自然有“诚”,故人可通过道德工夫复此自然之诚。本其说,则相信“心”可“自明” 的,除了老、庄,还有《礼记》。这也证实本文的一个论点,老、庄书和先秦儒家典籍同 为本文研究对象,尤其是守“志”者的思想泉源。龚道运说法,见龚道运《论儒家之道德 哲学—著重宋明儒家心学之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5),页 27。更早注意 和讨论这一点的是钱穆。钱穆说《中庸》所谓“诚”即“天德”,钱穆说万物和人都是此 “诚”或“天德”之一曲(一细微小部分),说万物有此“诚”,而不能有所明,以及人 有此“诚”,但心或有所未知,见钱穆〈中庸新义〉,页 424,425。 477 “择善而固执之”,“择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第 31。 478 《老子》第 16,28,32,37,52 章。 479 “道常无为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地将自定”,《老 子》第 38 章。 474 475 151 “情”,以“情”统“物”的先决条件是“心”要保持“平”。无论是说守 “中”、说守“平”或说守“静”,所求取的精神状态皆相同。 (二)定“心”:“心”止定而不迁 第二个例子是“心”定而不迁的观念。守“志”和“遗名”者说把“心”治 得不易、不移,就不伤、不损,就能独立且自得。“心”不易、不移,不伤、不损 就是“心”定的意思。嵇康说“心”平且“和”,潘尼说“心”(身)安,葛洪说 制“心”以使“心”无为、靡欲,陶潜说让“心”欣然归止,都指“心”的定而不 迁,都是潘尼所说的“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的意思。 480 “心”定而不迁也是老、庄和先秦儒家典籍都说的。例如《庄子》说“举世 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就是“定”而不动摇的意思。 481 《易》则说“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见是而无闷”, 482 还有“中不自乱也”。 483 《礼记》说得 尤其多,例如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484 指的是“心”定不受外物干 扰;例如说能“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唯君子和圣人; 485 例如说“同弗与,异弗 非”,说“虽有暴政,不更其所”;说委以货财,淹以乐好,动以利,劫以众,沮 以兵,都“死不更其守”;“身可危而志不可夺”等; 486 这些话都强调只要能 “守”,内心的精神定而不迁,就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左右、影响。 守“志”和“遗名”者说“心”定以后就能独立且自得,《礼记》也说 “定”了之后,“安”和“得”跟着来。 487 不但先“定”后“得”的说法相同, “自得”的概念也相同。“自得”固然是《庄子》书的精神, 488 能“自得”的却 不局限于庄子的“至人”。《礼记》和《易》所说的“君子”同样“自得”。 《易》的“君子”不成名,不见是而“不闷”,《礼记》的“君子”则“无入而不 自得”。 489 《礼记》还把“定”之后“得”,坚定而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动摇的 境界称为“自立”、“特立”和“特立独行”, 490 这便是守“志”和“遗名”者 潘尼〈安身论〉,《全晋文》卷 95,页 2003。 潘尼〈安身论〉、《庄子》〈逍遥游〉。 482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 1〈文言〉 传乾卦,见王立文等《中国古代易学丛 书》卷 1(金坛:中国书店,1998),页 315。 483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 3〈象〉传履卦,页 354。 484 《礼记》〈大学〉第 42。 485 《礼记》〈中庸〉第 31。 486 《礼记》〈儒行〉第 41。〈儒行〉说内定而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话还有“世治不轻,世 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 487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礼记》 〈大学〉第 42。 488 《庄子》〈逍遥〉、〈大宗师〉等篇。 489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礼记》《中庸》第 31。 490 《礼记》〈儒行〉第 41。 480 481 152 的精神所在。这些“独往”者之所以历世不孤,就是因为他们所本的是同源的,不 变的,代代相传的共同精神。 (三)“安”心:顺而无所逆 第三个例子是“安”而无所逆的精神。“安”而无所逆的精神有两种情形: 顺天命而不逆,以及顺“性”而不逆。 葛洪说“乐天知命,安时处顺”,陶潜说“乐夫天命复奚疑”,说“纵浪大 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这些说“安”之无所逆的话固 然和《庄子》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话切合, 491 与《礼记》“君子和乐 且耽”, 492 以及孔子“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知天命、從心所欲”的话 也相似。 493 陶潜说“我愿不知老”,孔子则说“不知老之将至”, 494 都是知命 以后,安而处之,以致不知老。所谓“知命”和“安时处顺”,都指认识并且接受 “自然”(天)的规律,决定顺之而不违,也就是阮籍所说的善接者“无所逆”的 意思。葛洪说“盈则有损”,满溢必损,所以要“知止”,也是顺应“自然”规律 而不逆的意思。 “安”而无所逆也可指人与物不违其“性”而各“安”的情况。嵇康所说的 “循性”,陶潜所说的不违“质”和“性”,即《礼记》所说的“率性之谓道”。 495 《庄子》书中也有许多“各附所安”的例子。 496 皇甫谧要求不损“性”与 形,不损就有顺之不逆的含义。皇甫谧说“道”就是“命”,说法和《礼记》的 “道” 就是“天命”,就是“率性”同, 497 “率性”也就是顺其性的意思。 不管是说“安”而无所逆,还是说“性”与“分”,守“志”和“遗名”者 所说的,都是老、庄和先秦儒家典籍都说的。 以上三例实为三步骤:“守”而后定,定而后“安”,而后无往而不自得, 即自立也。由于守“志”和“遗名”者所熟读的老、庄和先秦儒家典籍是他们的思 想泉源,所以他们的思想精神深受这些典籍影响,尤其是固“守”不移,“心”定 而不迁,“安”而无所逆的精神。 491 葛洪《抱朴子》卷 20〈名实〉;陶潜《陶渊明集》 卷 5〈归去来兮辞〉、卷 2〈神释 诗〉;《庄子》〈养生主论〉、〈大宗师〉。 492 《礼记》《中庸》第 31。 493 《论语》〈述而〉第 7、〈为政〉第 2。 494 陶潜《陶渊明集》 卷 5〈归去来兮辞〉、卷 4〈杂诗〉12 首之 4;《论语》〈述而〉第 7。 495 《礼记》〈中庸〉第 31。 496 例如《庄子》〈逍遥游〉的大椿、朝菌、大鹏和鸠;《庄子》〈齐物论〉的网两和景, 皆自然中各安之物,彼此不相待。 497 “天命之谓道,率性之谓道”, 《礼记》〈中庸〉第 31。 153 第四节:结论 总言之,本章探讨课题有二:一是促成各种仕宦态度之形成的仕宦想法;二 是支持守“志”和遗“名”者坚持拒仕的思想和精神。 首项课题的讨论结果有二:首先是证实东汉以前未见不贵“出”的言论,东 汉以后,同时贵“出”和“处”的论述常见,到了魏,为“处”者争趋势已显,到 了东晋,还倾向于尊“处”。这证明本文研究对象和其他外围人物看待仕宦问题的 想法发生了变化。这些想法的改变促使研究对象的仕宦态度发生变化,使他们对仕 宦事业的重视程度日减。这个精神性的影响因素才是促成汉、魏、两晋间拒仕现象 的导因。其次是发现说遗“名”和守“志”的人物最不贵仕宦事业。他们欲遗 “名”和守“志”的想法使他们王公不能屈,拒仕最坚决,因此成为拒仕群体的中 坚人物。他们也就是班固所说的清“节”之士,是何晏、皇甫谧和范晔所说的有 “节”者,以及后世隐逸传记撰者所说的“独往”者。鼓舞他们,使他们坚持拒仕 的力量是精神的力量,这精神便是何晏、嵇康、阮籍、皇甫谧、范晔以及《晋书》 撰者所称的“节”,即是欲遗“名”、守“志”者自己常说的“志”和“心”。 第二项课题的探讨结果说明遗“名”和守“志”者的思想根据本于自然,这 也是后世史家以“性”、“性分”、“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等语 形容“隐逸”者的原因。不过,不可谓他们标榜老、庄,因为无论是概念、用语、 思想和精神,他们皆有受先秦儒家典籍影响的地方。特别是鼓舞他们,使他们坚守 拒仕立场的守“志”(“心” )的精神,所谓的固“守”不移,“心”定而不 迁,“安”而无所逆的精神,更是既见于老、庄,也见于《易》和《礼记》的精 神。 154 [...]... “未若淡泊肆志,不忧不喜,斯为尊乐”,葛洪《抱朴子》卷 2〈逸民〉,见《四部备 要》,页 85 164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7,见永瑢、纪昀撰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 本第 106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页 50 4。 1 65 陶潜《陶渊明集》卷 5 归去来兮辞〉,页 51 5。 166 陶潜《陶渊明集》卷 3〈饮酒诗〉之 3,页 492。 167 陶潜《陶渊明集》卷 4〈杂诗〉12 首之 1,页 50 2。 168 陶潜《陶渊明集》卷 5 归去来兮辞〉,页 51 5。 169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同上,页 51 5。 170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61。 171 陶潜《陶渊明集》卷 5 归去来兮辞〉,页 51 5 -51 6。 172 梁启超说陶潜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说自然界是陶潜爱恋的伴侣,... 还说:“伊尹负鼎以干汤,吕尚隐游以徼文,非仆之能”,夏侯湛〈抵疑〉,见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69,1 855 。 201 夏侯湛〈抵疑〉,同上,页 1 855 ,1 856 。 202 夏侯湛说:“吾闻先大夫孔圣之言,徳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夏侯湛〈抵疑〉,同上,页 1 855 。 203 房玄龄《晋书》卷 55 〈夏侯湛传〉,页 1499。 204 嵇康〈六言诗〉之 6“名行显患滋”,戴名扬《嵇康集校注》,页 43。 2 05 嵇康〈答难养生〉,同上,页 178-179。 206 阮籍〈咏怀 5 言诗 82 首之 6,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页 230。 207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2。 208 葛洪《抱朴子》卷 38〈博喻〉,同上,页 143。 209 葛洪《抱朴子》卷 2〈逸民〉,同上,页 85 210 葛洪《抱朴子》卷 49〈知止〉,同上,页 164。 211... “儒生高极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修毫可以泄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 何假乎良吏”,葛洪《抱朴子》卷 2〈逸民〉,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5 254 “幽人嘉遁,而为有国之宝,何必司晨而衔鑣,羁绁于忧责哉”,葛洪《抱朴子》卷 38 〈博喻〉,同上,页 144。 255 谢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稽康,房玄龄《晋书》卷 79〈谢 安传附谢万传〉,页 2086。 256 刘义庆,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第 25 页 802;房玄龄《晋 书》卷 79〈谢安传附谢万传〉,页 2073。 257 房玄龄《晋书》82 卷〈邓粲传〉,页 2 151 。 258 “往反体公识逺者则出处同归”,房玄龄《晋书》卷 79〈谢安传附谢万传〉,页 2086。 252 253 123 “志”者,而谢氏兄弟和孙绰却仍然重视“出”的事业,官是不可抛,也很难抛开 的。 七、 外围的声音 讨论或思考“出”、“处”问题的人物很多,他们未必是本文收纳的研究对... 戴逵说:“若斯途虽殊 而其归可观也”,同上,页 2 458 。 249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见《四部备要》第 156 册,页 82。 250 葛洪《抱朴子》卷 2〈逸民〉,同上,页 86。 251 葛洪《抱朴子》卷 1〈嘉遯〉,同上,页 82,83。 122 除了指出“处”者的贡献,葛洪还说了不少为“处”者争的话。葛洪说: “ 甘卑者以不仕为荣”, 252 还说有“德”和写文章足矣,无须做官, 253 言下之 意,做官的不比有“德”和写文章有意义。葛洪说“幽人”是“有国之宝”,而做 官的人“司晨而衔鑣”的话, 254 更是露骨地扬“处”者贬“出”者。 谢万著《八贤论》,说“处者为优,出者为劣”, 255 似乎比葛洪更为 “处”者争,把“处”者的地位提升到高于“出”者。谢万之兄谢安在四十余岁之 前一直过着游乐山水的不仕生活,后来出仕,遭郝隆和髙崧讥笑时有愧色, 256 大 约也和谢万一样尊“处”者卑“出”者。郝隆的讥笑语“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 Pearson,见Margaret J Pearson, “Wang Fu and the Comments of a Reclu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1, No.3 (Jul – Sep., 1991), pp.618-619;以及 Margaret J Pearson, Wang Fu and the Comments of a recluse (Tempe, Ariz :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9) 2 15 王充《论衡》〈对作〉第 84,见黄晖《论衡校释》,页 1181。 216 《政务》不传,王充说《政务》为“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而 作,王充《论衡》〈自纪 〉第 85 见黄晖《论衡校释》,页 1194。 217 “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王充《论衡》〈须... 乎?”房玄龄《晋书》卷 51 〈皇甫谧传〉,页 1409-1410。 192 “有用,人之用也,无用,我之用也”,葛洪《抱朴子》卷 38〈博喻〉,见《四部备 要》,页 144 。 193 “大伪斯兴”,“廉退之节”懈,“立行之难”,陶潜《陶渊明集》卷 6〈感士不遇 赋〉序,页 52 0。 194 陶潜《陶渊明集》卷 6〈感士不遇赋〉,页 52 1。 1 95 “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同上,页 52 1。 196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陶潜《陶渊明集》卷 2〈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页 483。 197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陶潜《陶渊明集》卷 6〈感士不遇赋〉,页 52 1。 198 “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同上,页 52 1。 199 夏侯湛是征西将军夏侯渊曾孙,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父亲夏侯庄是淮南太 守,也是晋景羊皇后姐夫,房玄龄《晋书》卷 55 〈夏侯湛传〉,页... 以上例子说明麻醉以忘忧,或者必须另求寄托的情形也不是本文研究对象特 有的。 136 房玄龄《晋书》卷 50 〈庾峻传附庾敳〉,页 13 95- 1396。《晋阳秋》亦说庾敳畏祸: “庾敳见王室多难,知终多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其怀”,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 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 4 注,页 256 。 137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页 123。 138 房玄龄《晋书》卷 49〈羊曼传〉,页 1383。 139 房玄龄《晋书》卷 49〈谢鲲传〉,页 1378。 140 同上,页 1378。 141 潘岳说自己自弱冠至知命之年,八徙官,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 已矣,话语中充满对自己仕途的失望,房玄龄《晋书》卷 55 〈潘岳传〉,页 150 4。 142 同上,页 150 5。 143 潘岳〈闲情赋〉,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例如阮放、刘惔、王澄、毕卓、王徽 之、王献之、桓石秀等人。阮放之职是教侍太子,但却“常说老庄,不及军国”。 153 王澄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推委处理巴蜀流人杜弢和襄阳王如的叛乱,事危 则委罪长史。 154 毕卓除了居官废职,还盗饮邻舍酒,宣称他只要有美酒佳肴便 “足了一生”。 155 刘惔居官而“门无杂宾”,对百姓诉讼“寝而不问”,可是有 时间清谈和邀友饮酒,难怪孙绰诔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156 王徽之为大司马桓温参军,却“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其后为车骑桓冲骑兵参 军,仍然不清楚所署何曹,所管马数若干。对桓冲的官事询问,只能手版拄颊,答 非所问地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157 王徽之之弟王献之居官至死,也是 “闲居终日”。 158 王献之对受晋、吴两地军民敬服的羊祜的评语是:羊祜未若死 后有妾妓服侍的曹操。 159 从这里便可知王献之“闲居终日”的生活,大约也和王 徽之那种生活相去不远。桓冲的侄儿桓石秀也是如此。桓石秀是将军、太守、刺... 49〈阮籍传附阮放传》,页 1367。 154 王如寇襄阳山简时,王澄闻襄阳陷,以为山简被俘,散众而还,既而耻之,托粮运不 赡,委罪长史蒋俊而斩之,房玄龄《晋书》卷 43〈王澄传〉,页 1240。 155 “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房玄龄《晋书》卷 49〈毕卓传〉,页 1381。 156 房玄龄《晋书》卷 75 刘惔传〉,页 1991。 157 桓冲问王徽之:“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 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冲谓:“卿在府 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髙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耳”,房玄龄《晋书》卷 80〈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页 2103。 158 房玄龄《晋书》卷 80〈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页 2104。 159 “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以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 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束晳〈玄居释〉,见严可均《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87,页 1964。 2 75 束晳〈玄居释〉,同上,页 19 65 276 同上。 277 束晳 〈九品议〉,同上,页 1964。 278 枣据〈表志赋〉序,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67, 页 18 45 279 “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枣据〈逸民赋〉,同上,页 18 45 280 仲长统 《昌言》之〈理乱〉,见锺肇鹏《续百子全书》第 4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1998 年),页 662。 281 “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偕袭,期运将杪”,李暠〈奉表诣阙〉,见严可均《全上 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155 ,页 2 357 。 282 李暠〈述志赋〉,同上,页 2 356 。 127 . 34 桓温是晋功臣桓彝之子。桓彝曾兵援元帝渡江立国,助明帝平定王敦之乱,其后协助辅 登位的幼帝平定苏峻之乱,力战而死。 35 桓温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见房玄龄《晋书》卷 98〈桓温传〉,页 257 2。 36 同上,页 257 6。 37 同上,页 257 6。 38 房玄龄《晋书》卷 55 〈潘岳传〉,页 150 2, 150 4。 39 房玄龄《晋书》卷 54 〈陆机传〉,页 1473。 40 “夫立徳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以及“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 之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世也”,陆机〈豪士赋〉序,见严可均《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4〈杂诗〉12 首之 1,页 50 2。 168 陶潜《陶渊明集》卷 5 归去来兮辞〉,页 51 5。 169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同上,页 51 5。 170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61。 171 陶潜《陶渊明集》卷 5 归去来兮辞〉,页 51 5 -51 6。 172 梁启超说陶潜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说自然界是陶潜爱恋的伴侣, 以及陶潜爱自然的结果是爱自由,见梁启超《陶渊明》(台北. 量能而受爵 有德可述,有功可纪 有益 国朝”者。 65 以功报主” 忧国忘 家”,“捐躯济难 66 者所做的事。 55 房玄龄《晋书》卷 82〈虞预传〉,页 21 45 56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语言〉第 2,页 138。 57 《论语》〈微子〉第 18。 58 《论语》〈子罕〉第 9。 59 “夫君子也者,其贤宜君国”,王符《潜夫论》〈释难〉第

Ngày đăng: 14/09/2015,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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